晚清中国：身不由己地在挣扎中蜕变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鸦片战争可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的基调：这场战争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要的，他们也无法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甚至未能预料到会有这样剧烈的冲突，而只能在睡梦中惊醒过来，仓促应对。自此之后，后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带有这样的印记。

这段历史之所以成为当时人所叹息的“智勇俱困之秋”，以至于“变局”一步步演变为“危局”，“危局”又迅速沦为“残局”，以往多强调这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乃是“亘古未有之变局”，仿佛这样的新问题从来没遇到过，因而没应对好也无可厚非；但有一点恐怕也不算厚诬前人：历史一再证明，仅仅被动应对是不足以解决这场危机的。事实上，当人们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时，改革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虽然鸦片战争战败，但当时清廷只视为“海疆骚动”，并未意识到这是全局性危机的开端，直至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才开始振作起来“变法图强”。

杨国强《衰世与西法》一书所聚焦的，便是近代中国如何在这样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自我改组。对这个“衰世”而言，新的冲击和资源都来自“西法”，因而1861年总理衙门的建立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近代”了，因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种种新机制，大半都是从这个“总汇之地”中分派出来的：“这种以总理衙门为源头的前后相承，正具体地显示了四十多年新陈代谢里楔入和引入的东西，已在一路移接的过程之中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内在之物。”

这既继承了杨氏导师陈旭麓所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又强调了中国在这一局势之下的被动性和不由自主，因为新变化并不是在一个安全距离内自由选择的，而常常是由外力楔入的——“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勾连和波动都是种种身不由自己”，正如受洋布冲击的家庭手工业“一步一步地成为一种不得不应时而变的东西”，人们面临的仿佛是一个没有航道指引的危险航程，“一个布满了盲目性的过程，一个始终缺失主动的过程，从而是一个内含着失落和痛苦的过程”。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晚清中国真实的面相之一，也是一个经历了长久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必然的困境。不过，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模式不同的是，杨国强此处强调被动性和变法图存的“不得不然”，并不只是在抽象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其应对方式而已，还蕴含着对历史中人沉痛的共情：他们缺乏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在被强加的情况下被逼出最后的呐喊。可以说，这种视角本身就是因为以中国为本位。

既然以中国为本位，也就难怪在他笔下，“西方”是一个整体，仿佛“列强”只是单一的外部势力，并不注意其内部也有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与声音，但像徐中约等人则看到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同，甚至同为英国人，额尔金、传教士和商人之间的着眼点也彼此存在冲突。从当时朝廷洋务、清流等各派人物的举措分析也可看出，杨国强代入的是晚清重臣的视角，着重的不是“在世界格局下理解中国”，而是“从中国出发理解世界”，尽可能地理解当时国人如何苦苦应对困局，却不包含这一困局的自我反省。

对中国的传统来说，“西法”当然是外来事物，连“变法”这个说法本身，虽然借用着以往的典故，但相关的议论也被视为“剽窃西学，但助谈锋”，因为其动因和动力都不是内生而起于外铄。这就造成了一个难题：中国不变不能图存，但变又可能会丧失自身传统而被异化。这是非西方国家在外源现代化时面临的共同困境，简单地说，它们“想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

确实，当时就算是最先倡导“富强”的人物，也势必面临着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战，“曾有过一种缠绕于内心的不得已和不自愿”，因为“变法”这种话语本身就出自法家而非儒家，是对儒家传统的背离。换句话说，即便是汲取中国原有的思想资源，也同样是以支派颠覆主流。就此而言，当时士大夫的种种内心挣扎，与其说是“守旧”，不如说是他们太过珍视原有的价值传统，不愿或不能放弃，更未能意识到：为了保留这些，就不得不有所改变；拒绝改变的结果，将什么都保留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不仅缺乏自我调适能力，最终也难以在剧烈的变动中幸存。然而，寻求“富强”的变法本身就是一条布满暗礁的危险航程，正如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的，“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产生政治混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如果说穷国显得不稳定的话，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纯粹传统的社会总是愚昧、贫穷和稳定的。”晚清的中国，可以说是想要“稳定”而不可得，又未能摆脱传统的社会，追寻现代化本身会带来政治混乱，但倒退回去却又是死路一条。

从这一意义上说，晚清那段曲折的探索历程并不只是受列强的外力所迫，也是中国内部的应对使然，用本书的话说，“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只不过中西差异过大、时人又不能或不愿灵活调整，最终“西法”的引入，往往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新事物已经出现，但它却不能和社会原有的传统有机地结合或得到接纳包容，不同地域、群体之间随之新旧脱节，彼此隔塞，新兴的绅权、民权逐渐破壳而出，最终葬送了清王朝。虽然杨国强的视角偏重于新兴的社会力量“为衰世的中国增添了种种小的动荡和大的动荡”，但这也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机会，它们是“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不只有“破坏”的一面。

正因此，尽管当时人们饱受痛苦，但他们的痛苦并非没有价值，因为这种“脱榫”的社会变迁，正是新生的阵痛。买办逐利者出于“私计”依附西人，利用通商口岸中外二元体制进行制度套利，这是事实；清流派鄙视洋务派多属“小人”，从儒家道德观来说或许也自有道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十里洋场”被视为“藏污纳垢之地”，这样的观感更非凭空而来，然而，这些却都是在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出现的正常现象，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也正是在这样看似污浊、混乱的母体中孕育的。

在此值得较真一下：这真的是一个“衰世”吗？从传统的国家观或儒家信念来说，的确是的，但这个界定本身就会遮蔽历史更多的面向，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正如西方现代史已越来越清楚表明的，种种现代理念和现代事物，其实都源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母体，以至于再将中世纪冠以“黑暗的”已经让人觉得名不副实了。如果再与清代的“康乾盛世”参照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康乾奠定的机制，让中国在得到大一统稳定局面的同时，丧失了后来灵活调适的能力，反倒是这个所谓“衰世”成为变革的温床。

虽然那样的变革多多少少确属“不由自主”，但晚清的中国人如果能自主，他们会选择主动变革吗？这当然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反历史假设，不过，即便这样的转变完成，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真心认同了现代性背后的那一整套理念。且不说这是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完成的蜕变，还因为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归根结底是十分功利的：人们在意的并不是这些“西法”本身，而是其外在价值——它能不能为中国带来“富强”？

张之洞那个著名的命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远不是那么容易颠覆。更进一步说，一旦人们发现自身的传统并不有碍于“富强”，也就并不那么激烈反传统了。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本）》
杨国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