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经济学！史上最年轻斯坦福教授，正在颠覆我们的认知

1987年3月的一天傍晚，一个身材瘦长的男人站在家门前，他看上去衣衫不整，极其疲惫厌倦，一如他目前的心情。

“嗨，伯克利之行怎么样？他们喜欢你的主张吗？”他的妻子站在门口迎接时问他。

“糟糕透了。没人相信收益递增理论。”这个男人回答道。

这位妻子以前已经见过她的丈夫从学术论战中惨败而归的情景。“嗯，我猜如果每个人一开始就都相信它，那就不会是一场革命了，是吧。”她尽力找安慰的话来说。

这是这个男人一天里第二次被震得哑口无言，旋即他就无法自控地大笑了起来，这个人正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经济学大师布莱恩·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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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出生和成长的阿瑟，似乎继承了爱尔兰人天生的叛逆精神，用阿瑟的话说，爱尔兰人“心目中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审判席上英雄们发表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这种反叛的气质也贯穿了阿瑟一辈子的学术生涯。

贝尔法斯特地区有着轻蔑知识分子的倾向，年仅4岁的阿瑟就叛逆地立志要做一名科学家，尽管他那时候对科学家的工作是什么并不太了解。稍微长大些，他就着迷于那些科学家的故事：德国的哥廷根学派是如何为现代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的剑桥学派在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独领风骚；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创立了量子力学理论的大厦。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他渴望未来有一天也能成为这样的科学家。

长大以后，阿瑟先后接受了机电工程学、运筹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训练，这种通才式的学术背景为他后来的学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运筹学博士之前，他还曾短暂地在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了解了公司高层运营企业的战略思维，更让他站在宏观层面反思当时的经济学理论。

1983年，年仅37岁的阿瑟出任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斯坦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要知道这个位置很少授予50岁以下的人。在此后的几年里，他逐渐脱离了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而去尝试构想一个对经济学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他提出了颠覆世人认知的收益递增理论，却很少得到认可。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们告诉他，他的收益递增理论“不是经济学”；在学术研讨会上，听众愤怒地质问：“你竟敢说经济不是均衡的！”这些猛烈的攻势让阿瑟深感挫败。

说起收益递增理论，就不得不提主流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的概念叫收益递减规律。比如说完成一项工作，做到80分的水平，你只要花2个小时；但要得到剩余的20分，可能再付出8个小时也难以做到。这种付出得越多，单位收益越少的现象就是收益递减规律，即便你之前不知道这个规律，你应该也能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收益递增理论却恰好相反，它认为，你的付出越来越多，你得到的单位收益回报也就越多。这完全是一条反常识的理论，也难怪当时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质疑阿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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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阿瑟的故事总是要迎来转机的，1987年的4月，肯尼斯·阿罗和乔治·考温为阿瑟的学术生涯开启了一段更加传奇的旅程。阿罗在当时已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1972年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非常欣赏阿瑟在收益递增理论上的研究，并把阿瑟推荐给了圣塔菲研究所的创始人考温，推荐阿瑟参加当年夏末在新墨西哥州州府圣塔菲举办的研讨会。这是一个由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参与的研讨会，他们试图综合多个学科的理论去解释那些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

当时的圣塔菲研究所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机构，现在却已经成为美国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圣地。圣塔菲研究所致力于发明一套新的理论范式，这是一个将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复杂性理论。

圣塔菲研究所的学者们相信，在神经网络、生态平衡、人工智能和混沌理论这样一些领域中，存在着一套解决复杂性理论框架的数学工具。他们相信，这些新思想将让他们从过去无人知晓的角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自发的、自组织的动力世界。这个认识将对经济和商业行为，甚至政治行为产生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凌厉地冲破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突破已经能够使他们面对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他们相信，用圣塔菲研究所创始人乔治·考温的话说，他们正在开创的是“21世纪的科学”。

阿瑟也参与了圣塔菲研究所的早期创立工作，成为圣塔菲研究所的元老之一。1988年，担任项目主任的阿瑟为组织经济学项目的进展忙得焦头烂额，他打电话给这项研究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担任花旗银行总裁的约翰·瑞德问道：“你们到底想要我做什么？”瑞德回答说：“我会支持你做的任何事情。 去做那些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那些打破传统的研究。”这话的意思是，让阿瑟重新发挥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不再是在旧理论上创新，而是把旧理论全部推倒重来。

正是从这时开始，阿瑟意识到自己儿时的梦想可能成了现实，他正在酝酿一场全新的经济学变革，复杂经济学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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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主流的经济学家们秉持着一种还原论的观点，他们把经济体看作是一个均衡态系统，这是一台保持着良好平衡、高速运转的机器，虽然经济体中的每个事物也会影响其他事物，但它们自己却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对这个观点，阿瑟正是其中一员。他认为，传统理论漏掉了许多动态的细节，它们忽视了许多有趣的经济学问题。经济体更像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并不一直处于均衡态的。就像不适应的动物会灭绝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技术也会取代旧有技术，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会诞生，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消亡。经济体中各种因素会相互影响，既改变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又反过来改变了事物本身，所有的一切都在不断地适应着其他事物。

为了研究复杂经济学，阿瑟组建了一只跨学科学者组成的团队，团队里有理论生物学专家、进化数学家等学科的人才。他们把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写在了《复杂经济学》一书中。复杂经济学重新解读了经济体中各个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这个经济学的概念特别复杂难懂，只是它用一套全新的复杂性理论诠释了一系列经济学现象。

比如上文提到的收益递增理论，就很好地解释了互联网诞生以后高科技公司的新发展模式，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更可能收获附加的回报，比如聊天软件QQ做得越大，就有越多的人倾向于使用QQ聊天，因为你的朋友们都选择了这款产品。QQ初期积攒的一点点优势，就让腾讯打败了微软MSN、ICQ等产品，成为最大的社交网络公司，这正是基于复杂经济学中收益递增的原理。

因为对复杂经济学做出的巨大贡献，阿瑟先后斩获了熊彼得奖、拉格朗日奖等许多经济学领域和复杂科学领域的重要奖项。至于为什么还没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他的朋友、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肯尼斯·阿罗的话说，“是因为阿瑟研究的东西太超前了，如果去研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话，他或许早就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用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叶航的话说，“古典经济学是人类农业文明的结晶，新古典经济学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结晶，复杂经济学是人类信息文明的结晶”。

当然，在复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上，阿瑟依然还在继续。也许，这门学科诞生的时间还太短暂，需要人们更多的了解与关注；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复杂经济学理论也会像当年的量子力学理论一样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

曾在香港证监会担任主席的沈联涛先生，2017年在《财新周刊》连发两期书评介绍阿瑟的思想——《复杂经济学的启示》《用复杂经济学理解中国》。他说：

“中国可以说恰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活样本。中国政策制定者深知他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被视为行事准则。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源于共产党允许各级地方政府在相互竞争中探寻、试验不同办法。过去30年，这样的政策收效良好。但是随着中国创造出越来越多财富，情况日益复杂，协调、市场与体制的博弈，以及腐败等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