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再工业化研究系列（四）：拉美过早去工业化的教训

上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通过发展工业化的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进入80年代后，政局动荡、改革失败以及发展战略定位不清等原因使拉美国家进入了经济增长的低迷阶段，导致其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长期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形成了带有拉美地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被称之为“拉美陷阱”。中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跨越１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工业化水平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将是决定性因素。未来中国应在吸取“拉美陷阱”教训的基础上，扬长避短的进行跨周期政策调整，更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

早熟型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

如果按去工业化现象出现的时期分类，可以将去工业化现象分为典型的去工业化和早熟的去工业化，其中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指发达国家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后，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被定义为早熟型去工业化，即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阶段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根据之前的研究界定，3000美元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阶段中人均收入的门槛线，10000美元的人均收入则是发达国家进行去工业化时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3000美元时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可以称之为早熟型去工业化。

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对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状态进行观测：一方面，拉美国家制造业占比出现了明显下滑：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巴西、阿根廷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在1980年与2000年为30.3%，29.5%，而在2000年仅为10%左右（图2）。另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明显下滑。巴西的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从1993年的59%的高位下滑到2019年的32%；阿根廷的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从1989年的35%的高位下滑到2019年的17%（图4）。同时，拉美国家在制造业占比下滑时，人均收入远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我们此前研究过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均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以上时出现制造业占比的下滑，而拉美国家则在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时就出现了制造业占比的下滑（图2）。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初步判断拉美国家具有早熟型去工业化特征。

为什么拉美国家出现了早熟型去工业化？

拉美国家所经历的“早熟型去工业化”，既带着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又受到人为经济改革的影响。从内部看，落后的基础设施、偏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脆弱的金融市场等都是导致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使拉美国家难以招架外部冲击，工业化水平因此一降再降。

“福利型”国家制度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拉美国家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拉美国家新增的财政收入主要被用于福利分配，制造业投资规模较低。由于拉美国家国内政治体制尚不完善，不同政党轮流执政。考虑到拉丁美洲是世界上采用总统制最集中的地区，并且普遍有着“超级总统制”的传统，党派斗争下往往容易出现为拉拢选票而产生的“过度福利”的情况。尤其是在上世纪30-8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追求高福利制度，先后推出多项高福利社会保障政策（巴西的社保支出占比已超过40%，而欧元区仅有20%，图7）。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虽然短期可以使部分拉美国家的劳动者权益受到保护，贫富差距有所收窄；但长期来看，在社会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高福利制度，其背后将带来更多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居民主动就业意愿不足、政府财政负担加剧等问题。同时，由于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初级产品部门进行出口贸易，而自己本国又普遍缺少定价权，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美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明显缩水。在财政收入“开源”不足的情况下，拉美国家若想要维持高额的福利支出，就需要压缩其他财政转移支出和政府投资计划。由于国家财政长期倾向于福利性支出，而缺乏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型支出，导致拉美国家长期在制造业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不足。久而久之，拉美国家就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条薄弱、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局面，不仅难以依靠自身条件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自我迭代，也不具备足够的基建设施来承接外国产业转移，拉美国家因此陷入工业化水平长期偏弱的不利局面。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主动放弃对制造业的扶持与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渐向拉美国家推行。以智利为例，在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为了在经济领域作出改革，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为智利带来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其内涵是强调限制或取消国家干预，进行贸易领域、金融领域、国有企业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状态得到彻底修复，反而因为不合时宜的过度自由化与私有化，使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越陷越深。我们将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运行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贸易领域自由化为拉美国家带来国际竞争的压力。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开放国内市场。在贸易自由化改革下，拉美各国放弃了30年代推行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寄希望于通过贸易自由化来实现市场化的资源再配置，最终提高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根据统计，在1985-1990年期间，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从40%降低到15%，最高关税从83.7%降低到41%。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原材料加工产业(如钢铁、石油化工等)迅速发展，汽车制造也一度成为拉美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然而，过于快速且直接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最终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新的危机：一方面贸易差额迅速扩大，从1989年的161.2亿美元下滑至1998年的-75.96亿美元（图9），贸易逆差的迅速攀升导致拉美国家国内资源外流加剧，外债压力也随之攀升；另一方面，在本土企业失去30年代的“进口替代”产业保护政策后，由于研发支出偏低（阿根廷与智利的研发支出均不到1%，图6），本土制造业水平迟迟得不到提升，产业升级面临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多重限制，此时想依靠产业链自身的动能进行产业升级就成了空中楼阁。在此背景下，本土企业难以经受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下的外部制成品冲击，部分企业因此陷入盈利困境甚至宣告破产。

第二，金融领域自由化, 加剧拉美国家的外债压力。金融领域的自由化主要围绕市场化展开，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或减少政府对银行放贷、的管制国有银行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建设落后等问题，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通过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可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克服投资二元化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自由化改革，增强了拉美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不少外国资本通过拉美国家更加开放的金融领域进入到其本国内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拉美国家资本市场以及相关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外资的迅速涌入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新的压力，例如汇率升值以及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出于平衡经常账户赤字的考虑，拉美国家对外债的限制逐步放松（例如智利在1980年取消对银行外资头寸的限制），拉美国家外债成倍增长（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的外债总额增长超100%，图9）。高额的外债使拉美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不仅使部分拉美国家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而且使其经济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第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即国家通过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业内部出售、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革。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阿根廷在1990年-1995年之间对123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理论上讲，国企私有化改革增强了实体经济的活力，减少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病，社会劳动参与率也因有所提升。但是，拉美国家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却导致一些领域的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的集中度进一步加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最终不仅没有提振企业经营效率与经营活力，反而使行业垄断问题愈演愈烈。同时，由于政府从相关领域的退出，既有的行业支持政策也随之取消，叠加垄断行业话语权的不断扩张，社会失业问题也更为严峻，低收入阶层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保障，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普遍选择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提前放弃了对本土制造业的“保护性扶持”。在国际资本与制成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加速去工业化”的状态。同时，由于拉美国家将重点放在了第三产业，这也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被迫进行了去工业化。

拉美国家去工业化也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

首先，对内过度依赖初级产品部门，“荷兰病”导致制造业产出不断下滑。由于拉美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逐渐形成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格局。例如乌拉圭的粮食出口，智利、秘鲁的矿产出口，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能源出口等。但初级产品部门的占比过高，也对其他产业形成了侵蚀：一方面劳动力从其他经济部门流向初级产品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部门的投资收益较高，导致流向制造业产业的投资长期不足。在劳动力与投资均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制造业产出逐渐下降,最终体现为工业化水平的下滑，形成了以资源部门过度繁荣为特征的“荷兰病”，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

其次，对外难以抵抗全球化所带来的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从数据上看，巴西与阿根廷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分别为13%与5%，远低于其他国家（图8）。一方面，由于拉美国家产业链长期处在中下端，其所生产的制成品附加值往往较低。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拉美国家的低端制造业不仅难以与其他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进行竞争，同时也难以承接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后“量化生产”下的制成品冲击。另一方面，即便本国制造业产业链无比脆弱，拉美国家依然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如前文所述，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使得其他国家廉价的制造业产品更加容易进入拉美市场，对拉美国家的制造业产生更大的冲击。

再次，对美国的依附性导致其自身的产业链条不够完整。依附论在拉美地区兴起，根据多斯桑托斯所著《依附的结构》，依附论内涵主要为“我们用依附来指这样一种状况,一些国家的经济以它们所从属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展为条件。当一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维持,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仅是其扩展的一种反映,这种扩展对它们的直接发展既产生积极影响又产生消极影响的时候,两个或更多经济体之间,以及这些经济体和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符合依附论的定义。由于拉美国家依赖于对美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导致其本国产业链价值较低。低端产业链往往面临着生产工序简单、产业链条单一等问题，难以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协同合作。长此以往，拉美国家就陷入了产业链价值偏低、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效应不足的尴尬的境地。而低端产业链不仅无法承受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也无法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足够的支撑。久而久之，被迫“去低端工业化”就成了拉美国家的唯一选择。

此外，基础设施薄弱也限制了拉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作为高福利国家，拉美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多向社会保障倾斜，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较为有限。而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投资周期长、回收周期慢、前期投入大等特点，大多只能依靠政府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因此，若拉美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就直接导致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难以对制造业产业形成配套支撑，也阻碍了制造业的投资和升级。从数据上看，巴西、智利、阿根廷的航空运输货运周转量尚不及中等收入偏下的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一半（图9）。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基建设施完善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即便美国向拉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距离更短，也受制于拉美国家薄弱的基建情况，难以在拉美国家实现产业转移后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并未有效辐射到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自身制造业水平偏低、且无法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工业化水平不断下滑。

过早去工业化对拉美国家而言有什么弊端？

对于尚未达到后工业化阶段，且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而言，早熟型去工业化会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对于尚未达到后工业化阶段，且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而言，虽然去工业化确实优化了一部分经济结构,但并没有推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无法弥补“去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影响，反而会形成“去工业化危机”。

过度去工业化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时间，在现代服务业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的情况下，无法充分吸收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社会就业率将因此下滑。从数据上看，自去工业化开始以来，巴西与智利的总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开始攀升，从4%左右的低位攀升到10%以上的水平（图10）。同时,当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流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部门，也会使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影响，削弱经济增长潜力。

过度依赖初级产品部门导致拉美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的自我迭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进口替代战略，还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均没有在根本上提振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国际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分工，依托于本国丰富的资源，推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由于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初级产品部门，且制造业根基薄弱，生产型服务业也未能充分发展，经济结构的单一性使其经济增长模式格外脆弱；同时，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也面临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三重限制。在经济增长模式脆弱、产业转型困难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本国产业链链条愈发单一，自身的增长动能长期不足。

过快去工业化也会加大贫富差距问题。联合国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影严重拖累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加之侨汇收入骤减等因素，相比去年，今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将增加4500万，总数达2.3亿，占该地区总人口的37%；其中赤贫人口将增加28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4.4%。拉美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已非常严重，去工业化更是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差距。一方面，过快去工业化导致拉美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并引发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跌。由此导致的主要产出相对价格的下降将进一步带来不利冲击，削弱投资动机，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拉美国家的个人就业状况、政治地位、社会权利的差异在此期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过快去工业化也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而拉美又是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势必使其社会保障力度捉襟见肘。社会保障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最终导致出现逆向的社会再分配效应。同时，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素质无法跟上去工业化的速度，中低收入阶层难以从经济转型中获得实质性好处。久而久之，在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因为失业问题滑向低收入群体后，拉美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图11）。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共同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