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量破局的五大核心（上）

中国经济能否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式站上高收入国家的序列；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实现从量到质的变革。这些是经济学界近几年讨论最多的长期性话题，而我们思考这些问题，需要从最关键因素下手。目前看，影响这些问题答案的最关键五大因素是：科技实力、消费升级、人口质量、生态环境、发展欲望。

科技实力：新基建下的新旧增长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是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纵观全球，任何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需要经历经济核心增长动能的转换，从要素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科技创新驱动。

所谓要素驱动就是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生产要素驱动。例如，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矿产等资源丰富，所以这些生产要素驱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紧接着中国的第二发展阶段靠的是投资驱动，这里的投资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比如房地产，以及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流通与激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投资驱动拉动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增长。而目前，这两大驱动力的增长动能已经不足，已经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所以，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我们下一阶段要迎来的就是科技创新驱动。

科技创新驱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可以很简单的通过对比各大经济体人均GDP走势得知。

将各大经济体首次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时间节点放在同一起跑点上对比会发现，有些经济体在人均GDP发展到1万美元时，能快速突破1-1.2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持续走高，如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国家。而有些经济体的人均GDP始终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很显然能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处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常年无法突破的国家，一般都以生产要素、初级技术驱动为主。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其经济增长策略没有从以投资主导模式转型到创新主导模式。

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因内战侵扰，并未在一开始搭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技创新情况不如英、法等国。但美国善于引进和吸收他国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推广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充分利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溢出效应。

在“半机械化”的加持下，美国农业产值由1800年的2.2亿美元增长到1860年14.69亿美元，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由技术引进向引进与独创并进的模式转型，建立起独立的科学体系，如爱迪生、莫尓斯等一系列科学家的涌现、全国各地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兴建，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等，使得原本萌芽于英国的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遍地开花。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将其推向新高度。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金从1935到1960年增长了10倍，在1960年占联邦研发总经费60%以上。

到了1971年，美国更是为科技创新搭上了一体两翼的翅膀。一翼是产业端，科技创新公司的沃土—硅谷的诞生，另外一翼是融资端，科技类上市公司的聚集地—纳斯达克的成立。先进科技需要好的商业成果转化才能更好的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具备商业成果转化能力的企业需要资金加持来促进它们发展壮大。因此美国的硅谷与纳斯达克，是为科技创新发展打造了很好的产业端与融资端双循环体系。经过美国一系列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在1978年美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金后，没有丝毫阻碍，一路走高。

新基建与科创板：打造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体两翼”

从美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感受到科技创新驱动对经济的增长有多么重要。中国的人均GDP在2019年也刚刚突破1万美元，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能否快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看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2020年中国更是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创新的“一体两翼”。在我们的“一体两翼”中，产业端是新基建，融资端是科创板。

产业端方面，2020年AI、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一环。要推动科技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新技术基础设施环境。中国新基建的提出就是为了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中包括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及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基础设施等。总结来说，新基建是为中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融资端方面，科技的商业成果转化、持续研发投入，以及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而科创板的成立则为优秀的科技企业提供了上市融资发展的渠道。科技公司在早期的发展中是非常艰难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在中国资本市场未进行注册制改革前，上市门槛高企，近一年净利润达到8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上市才能够得到“保障”。

处于发展中的科技企业很难登陆A股市场，更多的只能进行贷款融资。但是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一方面本就在增加企业的债务成本，另一方面那些处于创业初期的科技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

在2019年7月科创板落地并试点注册制后，中国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企业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只要企业足够优秀、估值受到市场投资者的认可，并达到科创板相应的市值要求，在信息披露合格的前提下，就能登陆科创板融资发展。科创板上市制度不再以盈利能力为核心，而是以市场化市值为核心。即便是处于发展早期尚未盈利，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连营收都没有的科技企业，只要到达相应的市值要求，都可以实现科创板上市。目前，科创板就已有16家企业上市时尚未实现盈亏平衡。

同时，科创板的发展，也带动中国一级市场投资机构对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因为硬科技有了科创板这条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投机机构也会更有热情挖掘出那些具备潜力的科技创新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所以，科创板的成立，是拓宽科技公司在一二级整体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

此外，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弱化盈利要求，允许处于成长期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的企业登陆创业板，这也将拓宽那些虽然算不上硬科技，但属于技术创新的公司的直接融资渠道。这类的公司数量众多，在先进科技的技术应用和商业成果转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新基建与科创板，代表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产业端与融资端的两大推力，只有产融结合，才能打通科技创新发展的“任督二脉”，实现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趋势：引领“数字经济革命”

中国目前最具优势的科技创新发展领域之一就是数字化。在以往的技术发展历程中，如果说中国是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那么现如今中国将有机会引领“数字经济革命”。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同时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增长速度更是位居第一。网上购物、扫码用车、在线教育、远程办公、云端存储等各式各样的数字经济形态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数据正逐步成为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数字经济的进一步推广发展。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化之路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左右。此增速远超GDP增长速度，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本文作者张奥平系增量研究院院长、增量资本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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