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量破局的五大核心（下）

目前看，影响我国经济增量最关键五大因素是：科技实力、消费升级、人口质量、生态环境、发展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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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重点对非科技实力进行展望和解读：

消费升级：双循环下的增量消费潜力

宏观层面：中国将成为世界消费中心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消费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是永恒不变的核心议题。过去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32万亿美元上涨至6.05万亿美元，CAGR约为10.04%。对比中美两国的社零总额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到，中美之间的社零总额差距在逐年缩小。在2025年，中国的社零总额非常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

其中，在高端奢侈品消费领域，中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中的中流砥柱，从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100上升到1/3。且在2020年世界各国经济萎缩的情况下，逆势增长45%。多方数据表明，随着主流消费群体的迁移、消费行为特征的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

从全球的消费态势来看，明显能感觉到中国从以往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正在迎接一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全球消费中心。在双循环的背景下，国内循环为循环主体，内需消费会是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作为世界工厂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充分的自产自销能力作为保障，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意味着消费要引领新生产，生产要支撑新消费，以达到二者的适配性。在消费动能充足的今天，乘着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东风，实现产业升级，迎合新时代下日益增长的服务型、享受型和个性化、格调化新消费，中国将展现出无限的消费潜力。

中观层面：中华老字号及国货品牌将迎来崛起

从中观行业层面来看，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中华老字号及国货品牌迎来快速发展期。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培育一批高端品牌，使得国货品牌迎来被高度聚焦的时点。同时，坚持“四个自信”导向下的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唤起了更深的爱国情怀，为国货品牌走近新一代消费者创造了条件，对国货崛起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推动方面，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新渠道作为供需间的桥梁，使得国货品牌的精神价值传达性更强，重回到大众视野之中，加深了其在Z世代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亲近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国货品牌入驻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刚过去的“抖音618好物节”也特别打造了“遇见新国潮”专区。活动期间数据显示，泸州老窖、百雀羚、恒源祥销售环比增幅达164.5%、80.8%、65.8%，获得了较大的市场增量。

微观层面：Z世代与新银发群体将成为消费核心驱动力

中国不同代际的消费者需求经历了从功能型需求到情感型需求再到态度型需求的转变，以Z世代为主流消费者的新消费行为特征逐步明显。根据腾讯数据显示，在95-09年出生的2.6亿的Z世代，他们如今占据着中国整体消费力的40%，已经是中国第一消费主力。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Z世代，他们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行为特征，相比前几代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具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则为消费行业带来新增量机遇。比如，Z世代具有更开放的消费态度，喜欢个性化、格调化的产品，并乐意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产品买单。可以说他们的所买所用，在一定程度上被贴上了自己的精神标签。

Z世代的消费行为特征，催生了一系列新国潮品牌。如完美日记玩转各类营销手段、多层级内容推广迅速崛起，元气森林通过将Z世代朋克养生的特性，与品质、颜值的完美融合而一路高歌；三顿半凭借其视觉的惊艳性、消费场景的多样性重燃速溶咖啡市场；钟薛高打造高端路线、结合传统文化成功出圈。同时，这也给予了一系列老字号等国货品牌迎风而上、弯道超车的机会。波司登从最初的四季化、国际化、多品牌化的三化战略到如今聚焦化、年轻化、高端化、时尚化的转型，通过产品设计升级和年轻化营销，成功摆脱上一代的记忆，引爆销量；青岛啤酒将传统营销与精准化营销相结合，联合各大IP，推出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式消费，并打造了啤酒精酿、工业旅游等一体式多元化消费生态体系，巧妙地实现了跨时代的干杯。

新银发经济相较Z世代消费则更为低调，但不容忽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中国同样有着2.6亿的人口，他们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占据着一席之地。虽然当前银发家族的收入差异化较大，但在总体消费倾向上，保持着传统的功能型和情感型需求，在意价格，看重性价比。比如下沉市场四大天王之一拼多多，它就是将老年人群体作为主要受众消费者之一，通过拼单、秒杀、砍价等方式实施价格刺激，并辅以内容引导，在老年圈形成了低价拼团社交。

最新一批从中年过度到老年的群体，是见证信息科技发展的第一批老年人，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交软件使用习惯和线上购买习惯，且在互联网的普及下，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学习并使用网络。截至2020年12月，中国50岁以上的银发网民有近2.6亿人，占比达26.3%。随着互联网在新银发一族中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未来在电商领域将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

三、人口质量：老龄化趋势下“从量到质”的必然转换

经济增长可以归因于量的累积和质的提升两大方面。量的因素指生产要素的投入，其累积包括劳动力的增多、劳动时间的延长和资本深化等，质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增效，其提升包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市场冲击进一步加大。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有效劳动力供给增速不断下降，经济潜在增长受到牵制。

为了避免劳动力的下降，一方面中国开始放开二胎、三胎，来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而另一方提高生产率同样重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家质的状况。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于1950年、1970年和199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对比三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情况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生产率增速较高，但单位劳动产出处于较低水平，不仅远低于日、美两国，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更大的活力，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人口质量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例，若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口质量，可以看出近二十余年里，美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中，中等教育占比由1994年的62.3%下降至46.6%，高等教育占比上升最快，由32.0%上升至50.2%，突破半数劳动力，其中硕士和博士生占比由7.9%上升至14.5%，人口质量大幅提升。

对比2018年中美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就业人口学历仍以基础教育为主，其中初中学历占比为43.1%，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美国高等教育占比远高于中国，且研究生教育占比差距更甚。

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非高等教育人群仍然为劳动力市场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向非农高附加值行业的转移，且人力资本的增值受限，从而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想抵消劳动力供给增速放缓和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质增效必不可少。因此，提升人口质量，实现由量到质的飞跃，是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题中之义。

四、生态环境：碳中和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从理论到实践来讲，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若是通过牺牲环境来实现的，那么它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人类自身的长期生存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就是维系生产力的正常运作。因此，我们除了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更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也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其中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整体时间远远短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以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势必将对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能源、产业、科技、投资、金融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完成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是其中也蕴涵了巨大的机遇。以能源为例，预计未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将不断提高，所以今后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加快能源结构转型调整，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也就是清洁能源、低碳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能源和核电的比例，并在相关材料技术、氢燃料技术、储能技术、微电网技术等领域加快技术研发和突破。此外，在节能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未来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技术创新、清洁生产等产业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就是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最好体现。据乘联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大概是5.8%，也就是每年接近2500万辆销售的新车里有150万辆是新能源汽车，且未来这一渗透率会逐步提高。根据工信部的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要占到总销量的20%，将来会进一步提高到50%，甚至最终完全替代传统燃油车，这将给新能源汽车行业及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发展与投资机会。

发展欲望：企业发展欲望是经济实现增量破局的本源核心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只有把握住核心主体，才能够突破瓶颈期，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的细胞，必须要有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与欲望，才能为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而企业的创新发展深深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为了保持企业的发展欲望，宏观层面必须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氛围。

首先，要打通间接融资渠道，也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长期稳健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采用了降息、量化宽松（QE)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MMT）等“货币大放水”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一开始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长期陷入增长停滞、通缩的困境之中。这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以健康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并且需要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够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最大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具备充足的发展态势并一直保持着高质量发展的势头。虽然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着向上发展的趋势。这也为中国央行制定相关货币政策的成功获得了更大的赢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姿态来制定货币政策，而是要更加立足于中国国情，审慎研究，珍惜来之不易的优势，充分利用发展机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也要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与间接融资渠道双管齐下。与间接融资相比，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企业投资发展的欲望。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注册制改革，让更多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投资发展信心。

在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下，光有产业链升级是不够的，需要资本融资端的匹配来实现产融的深刻结合与互动，以全面注册制为核心的这一系列改革，也将带领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更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发展新道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渠道的打通建立起了良好的投资氛围，而良好的投资氛围有利于调动企业家的发展欲望。千万家企业的发展欲望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力”，而这种力量也正是经济实现增量破局发展的本源核心。

（本文作者张奥平系增量研究院院长、增量资本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