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政策活力，助推绿色信贷市场化发展

文/胡宏海 史英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建成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减排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的参与等有利因素，奠定了绿色金融发展的良好基础。加快助力绿色金融发展，是银行业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产品类型来看，绿色信贷是我国银行业做好绿色金融工作的重要工具和路径，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绿色金融赋能绿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一、气候风险给绿色信贷带来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频频遭遇极端天气带来的自然灾害。从年初超级寒潮横扫北美，到3月澳大利亚洪灾，5月美国西部和墨西哥极端干旱，6月“千年难遇”极端热浪席卷北美，美国多个城市气温创极值，巴西也遭遇91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进入7月，从西欧的“千年一遇”大暴雨，到我国郑州的特大暴雨，再到印度西部的暴雨灾情。无论是美国的高温，还是欧洲和亚洲的暴雨洪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7月19日表示，“气候变化是今夏席卷西欧地区的暴雨和洪水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气候变化，人们也不会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西部地区观察到如此高的温度，在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效之前，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越来越多”。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已逐步从偶发性的“绿天鹅”转化为长期蛰伏的“灰犀牛”。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10年的全球五大风险首次全部与环境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失败、重大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受损和生态系统崩塌、人为环境破坏是被认为最可能发生且产生严重影响的全球风险。可以预见，未来气候变化将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破解气候风险约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对于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发展、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银行业加大了对相关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据人民银行最新统计，2021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6.5%，比一季度末高1.9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4.6个百分点，上半年增加1.87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79和2.58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3%。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6.68和3.5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和19.9%。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上半年增加3295亿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20.2%，上半年增加3554亿元。

目前，我国绿色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根据银保监会的相关披露，近5年不良贷款率均保持在0.7%以下，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的整体不良水平。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大致在2%左右，但绿色信贷不良率最低不到0.4%，高的时候也只有0.7%。与此同时，绿色信贷环境效益逐步显现，按照绿色信贷资金占绿色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中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每年可支持节约标准煤超过3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超过7亿吨。

二、我国绿色信贷尚存不足

作为我国绿色金融的主力军，银行业在绿色金融领域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绿色信贷余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信贷也释放出了巨大生态红利。但从行业范围来看，银行业对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努力相比其行业地位略有不足，在绿色信贷发展路径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银行业信贷资产结构的绿色倾向尚不突出。今年以来，虽然绿色信贷的绝对值增长了1.87万亿元，但对各项贷款余额的占比依然不足8%。从中国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来看，银行业对绿色行业的信贷资源支持力度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贷款余额之比方面，兴业银行占比相对最高，为30.2%，最低的银行绿色信贷余额比重仅为0.1%，可以看出银行在绿色信贷资产配置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分类来看，国有行、股份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均值分别为7.3%、6.8%、4.2%和3.1%，虽然作为主力的国有行和股份制行表现相对靠前，但与绿色信贷的需求相比，仍需要加大对绿色产业和项目的倾斜，城商行和农商行更需要加大对绿色信贷资产配置。

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有待加大。相比绿色融资需求，绿色信贷在满足绿色发展资金缺口方面的贡献稍显不足。根据清华大学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测算，如果要实现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2020～2050年仅能源系统就需新增投资138万亿元，折合每年新增投资超过3万亿元，但公共部门仅能满足10%左右，需要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量融资。2020年绿色信贷总供给为2.01万亿元，结合主流机构和我们的测算，当年绿色融资缺口为0.89万亿元。基于目前绿色信贷增长数据，可以推断绿色融资需求的资金供给缺口将持续存在，银行业对绿色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绿色信贷风险定价体现尚不明显。依据风险定价理论，绿色信贷较高的资产质量所对应的贷款利率应该较低。但由于没有公开的绿色信贷利率统计数据，我们仅以麦肯锡报告中相关行业做简要对比。以水利环境行业贷款作为绿色信贷代表，其综合收益（贷款利率+手续费收益率）为3.28%，而所需要的平损（抵补不良损失）定价为2.0%；受环保限产政策影响较重的采矿业综合收益为3.44%，而所需要的平损定价为6.2%。在资产质量差距较为明显的情况下，银行对绿色行业与环保限制行业的综合定价却大致相当，表明其在行业综合定价上没有遵守风险定价原则，定价与其风险并不匹配，并未充分反应绿色行业低风险的特征。综合考虑相关行业的信贷不良资产损失，从商业价值创造角度看，绿色信贷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AROC）对银行业在的贡献为正，而高碳限制行业的信贷则给银行带来经济损失。

绿色原则进入银行信贷审批核心环节尚需时日。在银行尚未对绿色信贷实行依据行业风险进行差异化综合定价的情形下，很难将目前银行业绿色信贷资产的高质量归因于银行主动风险管理的结果。相比绿色信贷的风险无差异定价，目前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上浮，而大型国企则可享受基准利率甚至下浮的优惠。比如，据我国银保监会7月30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企业类贷款年化利率为4.62%，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化利率为5.65%，较上年末下降0.23个百分点。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财务费用降幅达19.3%。可以推断，银行在信贷投放上依然存在着“规模情结”，对信贷资产的定价和投放更多依据企业规模大小。虽然从企业规模类型角度，银行遵循了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定价原则，但没有进一步精细化到按行业风险进行利率定价，距离将绿色原则纳入全流程风险管理的目标还有不少的差距，更别说按绿色风险等级进行定价。

三、促进绿色信贷发展建议

虽然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自上而下的特征决定了政府肩负的担当和使命，但如果绿色信贷发展对政府政策过分依赖，银行只有通过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引导才敢将绿色信贷资源投入绿色行业和项目，那么绿色信贷投放将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周期，当政策效力提高时，绿色信贷投放也将随着增加，反之则信贷增速迅速下跌，这样绿色信贷将很难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绿色信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盘活现有存量政策，建立类似于小微企业“三个不低于”目标的考核激励制度，直接作用于绿色信贷投放力度和信贷结构调整，既有利于促进绿色信贷对整体信贷占比的提升，也便于进行监管考核评价。银行业支持绿色企业（项目）要在有效提高贷款增量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即绿色企业（项目）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绿色企业贷款户数（项目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项目数）、绿色企业（项目）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强化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独立核算机制、高效审批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专业人员培训机制和违约信息通报机制等“六机制”建设。落实绿色企业（项目）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单列信贷计划、单独配置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单独客户认定与信贷评审、单独会计核算的“四单原则”。

加快绿色信贷抵质押手段的创新推广。目前部分银行在接受将可交易的碳资产作为主要质押物、将特许经营权作为主要质押资产等抵质押风控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比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以下简称花都建行）与广州市花都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业公司）向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广碳所）提交了碳配额抵押登记申请，纸业公司向花都建行融资总金额为200万元人民币，碳配额作为贷款抵押物中的一部分（该企业用于抵押的碳配额数量为5000吨），其他抵押物为纸业公司的固定资产。融资期限为十二个月，融资利率为5.70%，单位配额估值为11.06元/吨，抵押率为60%。纸业公司原有银行抵押贷款利率超过8%，由于在抵押品中配置了碳资产，花都建行以低于原利率30%的优惠利率为其发放贷款。该笔业务中，花都建行、广州人保财险、广碳所合作推出了国内首笔针对碳排放权抵押贷款的保证保险，实现了风险共担。因此建议适当推广成功模式，进一步完善相关抵质押制度，发展壮大相关交易市场，促进银行业形成区别于传统信贷的以企业固定资产为主要抵质押手段的绿色风险控制技术，为对绿色信贷进行风险定价创造更好的条件。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债券，拓宽绿色信贷资金来源。绿色金融债券的核心在于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化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既有政策引导和激励，又有社会声誉和市场约束的绿色金融发展机制，将有效激发银行加大绿色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实现银行自身经营能动性与国家战略层面的良好结合，使绿色信贷资产的商业优势更加明显。截至2020年末，绿色金融债券发行规模约5228.7亿元，相比约12万亿元的绿色信贷规模，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目前以“建立专项台账”为主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方式下，绿色金融债券本质上通过对募集资金上限进行“软约束”的方式实现了政策传导，对银行的绿色信贷投放能力提出了要求，即绿色金融债券的发行和存量规模不能超过发行人自身投放合格绿色信贷的能力。针对此项要求银行需要通过内部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励绿色信贷投放，可以采取的内部制度安排包括但不局限于加强对绿色行业的研究能力，拓展业务覆盖范围；开通绿色行业专项审查、审批通道，提升业务效率等。同时，银行还可以考虑在FTP、财务资源、业绩考核等方面向绿色信贷业务倾斜，向绿色信贷有效传导绿色金融债券的低成本资金优势，并进一步鼓励绿色信贷投放。

加强银行自身风险定价能力建设。目前绿色行业还在发展阶段，其中确有一些绿色企业（项目）虽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但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不足以满足银行现有信贷门槛，需要风险分担机制来提高银行信贷的商业可行性。鉴于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因此，建议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框架中寻找解决思路，充分利用现有的风险分担机制，避免政策上的重叠和不一致。相比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更重要的是，银行业应积极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和绿色金融服务以适应绿色经济的发展特征，寻找适当的风险承担方式参与到绿色经济、绿色行业、绿色项目的发展。银行业积极加强自身风险定价能力建设，充分认识将绿色企业作为绿色信贷“第一还款来源”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提高绿色信贷资产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也是银行业回归本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增强开拓绿色信贷市场的积极性。绿色复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各国相继推出涉及能源、交通等领域绿色转型的支持政策。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在加快绿色发展、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也将不断细化措施，这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银行要进一步研究落实相关绿色金融政策要求，加强对绿色经济发展形势的研判，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统一的包括绿色金融、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等的绿色发展战略。由于各部门出台政策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时点不同，在各自职权下的政策工具也不同，相关的支持、指导政策可能存在对绿色项目的认定标准、支持手段和统计口径不协调、不一致等问题。但这也正是银行业进行绿色信贷实践的窗口期、机遇期，各项政策缺口和缝隙应有业务实践来弥合，经过业务实践检验的政策标准会逐渐显现出来。如果过度纠结于政策的不协调、不一致，寄希望于政府部门指定项目、指明方式，扶着有形之手才敢将信贷资源投入绿色项目、企业、行业，就会在发展思路上形成对政策“等靠要”的依赖而陷于计划经济思维，不仅失去开拓市场的主动性，也将错失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重大机遇。

总而言之，银行业做好绿色信贷工作，要从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出发，要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要从服务实体经济的立足点出发，加强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学习和形势研判，充分挖掘政策空间，利用政策支持优势，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平衡发展，把绿色原则纳入全流程信贷管理，加快创新产品服务支持绿色经济，为“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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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宏海,史英哲.“30·60”目标下的绿色信贷发展及政策建议,https://mp.weixin.qq.com/s/1LLGVYJxJKHBuHyVPTsK5g.

[3]胡宏海，史英哲.“30·60”目标下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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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中国TOP40银行价值创造排行榜(2020)全速数字化.https://www.mckins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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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英哲等.中国上市银行可持续发展分析（2020）.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