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英大学背弃的贫困学生，难以弥补的文化资本缺失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说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发生的故事，却能让每一个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大学生活的人沉浸其中，借着记忆中的一幕幕，重新审视自己的来处与去处。

出身美国贫民窟的孩子，衣食无着甚至是无家可归，却得到顶尖大学的入场券，这用眼下中国流行的话来说，必是“人生赢家”无疑了。刚刚出版的这本社会学著作却让人们了解到，名校对贫穷的孩子来说也许只是“半个励志故事”。通过自身经历和前后3年的调查，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Anthony Abraham Jack）把这个故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给补全了。他虽落笔在寒门子弟身上，但也以他们的经历为镜，映照出了美国校园社会的形形色色。

作为出身寒门的黑人，杰克是阿默斯特学院的本科生、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助理教授。他以充满同情心的细腻文笔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当寒门子弟步入闪闪发光的顶尖大学，他们的内心将经历怎样的风暴？这样的风暴从何而来？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风暴过后重整旗鼓的。当寒门学子希望通过苦读实现阶层流动，顶尖大学却可能从它的毕业生那里悄悄撤走跳板。“这本书指明了一个悖论，顶尖高校最应该帮助的其实就是这些学生，而恰恰他们又更容易被学校背弃。”本书的译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说。

《寒门子弟上大学》脱胎于杰克的博士论文，是他在学界初试啼声却一鸣惊人的著作。这项成果为他赢得了一连串的学术和出版奖项，还给他带来了穆伦堡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

[美] 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著

三联书店 2021年8月版

寒门学子遭遇排斥

杰克出生于迈阿密的贫民窟。在儿时同伴眼中，他就是个“喜欢读书或看卡通”，而居然“不喜欢橄榄球”的“矮墩墩的胖子”。读书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书对他而言是奢侈品，他想去图书馆读书，但在远离住处的图书馆，他这样的黑孩子时常会被赶出来。不过，杰克依然算得上“幸运儿”，初中毕业时，他获得了私立高中的助学金，又依靠奖学金进入了顶尖的私立大学。

因为自己求学一路艰辛，他深知贫困会对一个身处顶尖大学的学生构成怎样的压力。其中的许多潜规则和感受不足为外人道，杰克却能分明感知到。

2013~2016年，杰克在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大学做调查，他将其化名为“英杰”。和很多顶尖的公立大学一样，英杰也采取了无视家境的录取政策和无贷款的助学金政策。即便如此，这里的学生还是以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为主。在2017级新生中，有15%的人来自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甚至不少学生来自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调查期间，杰克访问了英杰的103名本科生，76人来自贫困家庭，27人来自富裕家庭。

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在同学交流的只言片语中，人们能清楚地看到贫困生与校园社会连接纽带的一次次断裂。

在英杰大学，四处是挎着龙骧包、穿着露露乐檬瑜伽裤或“北面”冲锋衣的学生，这些衣服是这所大学学生的标配。在杰克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标价750美元左右的“加拿大鹅”大有取代“北面”的势头。对那里大把的富家子来说，龙骧包表达的是一种贴近主流的低调姿态，消费更高档的品牌也不在话下。但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却是贫困生们前所未见的。杰克访问的不少学生都是在进入大学后才突然遭遇巨大的贫富差距的。

威廉出生于一个农业小镇，父母需要打两三份工才能养活一家人。他一直知道自己很穷，但从没有强烈的受排斥的感觉，直到进入了英杰大学，一切都变了。威廉从来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不外出买东西。但他周围的同学经常外出吃饭、购物，因为“城里30美元一只的龙虾简直太划算了”。频繁面对同学吃饭的邀约，威廉的办法是“一笑而过”，但他坦言，内心有时很反感，会认为周围同学的人生目标就只有钱。被排斥在外的感觉甚至改变了他的择业方向。当他意识到英杰有40%的学生会进入大投行和咨询公司时，他发自内心地要远离这些“一门心思钻进去的赚钱行业”，以及“富家子弟在英杰纸醉金迷的生活”。

瓦莱里娅的感受很有代表性：进入大学之前，她不用去向同学解释很多东西，每个人兜里的钱都差不多，相互之间几乎是“秒懂”。但到了英杰后，她发现自己口中的“太贵了”总是会引发同学的诧异。这让她感到尴尬。

很多人会说，大学就是要强调多样性，要接触不同的人，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扩展世界观。但杰克指出，这样的话其实很空洞，尤其是对威廉和瓦莱里娅这样的学生而言，根本不存在“多样性”这回事。他们需要时刻解释自己的“不合群”：为什么不去夜店玩？为什么不去吃龙虾？……但富有的同学却从来不需要做这些解释。这种处处解释、处处设防的生活令他们不胜其烦，最终的结果，就是贫困的孩子很可能放弃融入校园的努力，与学校渐行渐远。对如何能在英杰过得舒服，一些学生的总结是“你越有钱，就越有可能找到你的归属感”，反过来，“你越是穷，那么在英杰这样的有钱学校，你越会感到不自在，想要逃离”。

颇有意味的是，杰克在书中记录的仅仅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细微处串联起来的协奏。他没有记录穷学生和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言语冲撞，以增加文本的戏剧性，甚至可能是有意回避。他的叙述十分平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学术自觉，同时更突显出一种无能为力：学生间的不平等是结构性的，与个性或意气之争无关，那是一种整体性的命运，个人很难挣脱。

不平等到底从何而来？

家庭贫困是如何传导到下一代，引发进一步的不平等的？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做工》到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我们的孩子》，英美上一代学者中很多人都意识到了阶层固化愈演愈烈的倾向，并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家庭环境是如何微妙地渗进子女的生命，影响他们的学业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现实，看不到改变的希望。“阶层固化”同样是杰克研究的母题，但与前辈学者不同，他的着眼点在于“改变这种现状”。在他看来，文化资本由原生家庭携带而来，却也并非不可弥补。他还以事实说话，为大学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在研究中，杰克设置了一个“对照组”，来展现为什么一部分贫困生还是能从匮乏的家庭中挣扎出来，很好地适应顶尖大学。其中诀窍在于，有些学生从高中就开始积累融入精英大学所需要的文化资本，而有些则是进了大学才骤然遭遇文化上的冲击。是否得到过进入精英高中的资助，在贫困生中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访谈开始的时候，杰克遇到两个女生，派翠丝和艾丽斯。两个姑娘有着相似的人生起点，都出自新移民家庭，也都住在“贫民窟”，两家相距不远，社区里的同伴经常进出监狱，枪击也时有发生。初中毕业，两人都申请了“为预科做准备”（Prep for Prep）的项目，如果通过，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会被送进高质量的寄宿、私立或是预科高中读书。结果，派翠丝被录取了，艾丽斯落选了。派翠丝得到的不仅是一所精英高中全部的学费，还有购置教材、衣服和往返家与学校之间的所有交通费，甚至在她爷爷去世时，学校还支付了丧葬费。艾丽斯则在离家不远的高中就读，学校里的一切都和派翠丝的高中有着天壤之别。她必须加倍苦读，才能考入好大学。

派翠丝和艾丽斯最终在英杰大学相遇，状态却很不一样。对派翠丝来说，大学的一切都已经提前预演过了，她能够适应新的环境。面对富家子豪掷千金的做派，她也不会张皇失措。而在英杰大学最初的生活对艾丽斯来说则是“要命的”，她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内心十分煎熬。

调查继续下去，杰克发现，越来越多的案例重复了派翠丝和艾丽斯之间的差异。他决定将这些学生分为两组来观察，能够进入好高中的学生被他称为“寒门幸运儿”，另一组则是“双重贫困生”——因为适应不良而固步自封，最终干脆躺平的情况，常常发生在“双重贫困生”当中。

从“985做题家”到学历鄙视链

“教育需要嵌入到更大的环境中去理解，中国的情况与这本书所写的内容有所不同，阶层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但在翻译过程中，《寒门学子上大学》中的故事还是时常让田雷联想到自己的大学岁月和现在的教学，比如杰克笔下的“双重贫困生”就与兴起于豆瓣的“985废物”一词有相似之处。他认为，这两类人共同面临的，还是文化之“困”。

在中国，为什么有些优等生一进大学就能“无缝衔接”，但另一些考入名校的学生却是“我来了，我震惊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在给本科生上课的过程中，田雷也能很明显感受到这些在相似分数段上考入大学的学生很快就表现出了差距，“有的学生上课眼里有光，也有少数学生你能感觉到他躺平了”。“家庭的影响可能有，但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可能与学生基础教育的情况有关”，田雷说。

理想状态下，好大学应该倡导一种学生和教师顺畅沟通的氛围。但现实是，学生身处各种“内卷”和竞争中无暇他顾，老师又面临各种绩效考核，这使得师生关系类似于“老师找助手，学生找推手”。

和杰克一样，田雷对师生关系这个问题很有感触。他在课程中设置了“办公室时间”，为学生答疑，但效果不好，来敲门的学生少之又少。他强调的学生与老师的交流，并不是指“攀关系”。他觉得，仅从知识传授来讲，现在网上资源那么多，普通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在网上找到北大、清华教授的讲课视频。但大学老师的存在并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教养和教化学生，提供一种“模范”和指引。客观上，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各种资源和帮助，这也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能力加以利用。

同时，教授倾向于把好成绩和更多资源给予熟悉的学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田雷说，和杰克笔下那些不爱“拍马屁”的学生一样，20年前读本科时，他自己“就是个后排生，不喜欢那些前排生”。所以刚开始教书时，他总在警惕，不让私下交流影响自己对学生们学业成绩的判断，因为过往的经验告诉他，真正的学术苗子不一定就在“一下课就围着老师问东问西的学生”当中。但后来，他的态度也转变了。因为客观上，要专业课老师细致了解每一个学生是不可能的，只能把关注放在主动和老师交流的学生身上，“勤学好问的学生，只要不是特别‘油腻’，总能给我留一个好印象”。

绩优制和“赢家通吃”的现象同样对一些缺乏“文化资本”的学生造成了不公，比如奖学金等各种机会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分配给固定的几个学生。所以，“先发优势”很重要，一个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优秀，那么优势往往会一直保持到最后，其他人很难有翻盘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985做题家”就很难得到承认，哪怕努力了也没有赢的机会。“如果说大学生当中也存在两极分化，那么不可能在于成绩本身，而在于一种表现成绩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基于文化资本的表现能力。”从制度的层面反思，田雷认为，“在此意义上，大学本科阶段教育切不可把社会上‘赢家通吃’的一套搬进来，这种所谓的绩优制，运转到最后就是把所有人都裹挟在里面的‘绩点为王’的文化”。

黄灯则更愿意将基于阶层视角的“文化资本”概念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社会交往能力”，“因为中国社会的阶层差异还远没有美国那么明显”。黄灯执教的广东金融学院是中国数量庞大的二本院校之一。十多年里，黄灯教过的学生数量有4500多，她将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写成了《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在广东金融学院的这些学生大都出身平凡，他们“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不起眼的城镇走出”，但也有一些是家里特别有钱的，父母是上市公司老板。“同学之间的相处很自然，似乎没有因为家境而有特别明显的隔阂。”就黄灯的观察，学生的交往能力与家境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相反，她印象中有不少学生虽然出身极其贫困，但不屈服于现实，能力强、资质好，相处起来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一点不比名校生差”。

看完《寒门子弟上大学》，黄灯最大的感触是，“美国校园的阶层区隔如此之大”。相比于这些名校学生，黄灯感到自己的二本学生们同样也有很大的困境。“社会能够给大学生的出路在逐渐变窄，同时，学历鄙视链又是明白地摆在那里的。”多年来，“什么学校的毕业生大致能进入怎样的工作岗位几乎是固定的，逾越一点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