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院士谈︱张丹：只有走出去，才能培养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华为

始于2019年4月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已然在国内医药界和投资市场掀起一轮又一轮波澜。尤其在新药研发领域，从业者们急迫地在思考、讨论：路在何方？

就此话题，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兴湾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丹9月9日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只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研发活动的第一步就走出去，才能培养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华为。

演讲活动名为“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博研教育、深圳企联、同心俱乐部等共同主办。是为第六期。

加入“生物医药领域的WTO”

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发展趋势影响之下，自2015年以来，国家一系列的医药相关政策改革和完善，以及政府的大力推动，使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实力不断提升。张丹指出，2015年国务院44号文（《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和2017年中办、国办发布的42号文（《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奠定了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所有重大改变的基础。2016年国家改变了新药定义，由全国性——中国没批都算新药，变成了全球性——全球都没有批过的才算新药。这一改变影响巨大，大大抬高了新药审批的门槛。

2017年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则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张丹说，加入ICH相当于加入了生物医药领域的WTO。在ICH框架下，成员方之间对于药品审评的技术标准一致化，试验数据互认，“数据互认可以加速审评，避免重复实验、重复数据的产品”。

加入ICH的直接影响是，外国原研药可以迅速进入中国市场了。最典型的例子是两价和九价的HPV（宫颈癌）疫苗。在中国加入ICH之前，葛兰素史克的两价HPV用了11年才获得中国批准，因为按当时政策，中国不认可其海外试验数据。它要在中国重新做一遍一、二、三期试验。结果它在中国上市半年就撤下了，因为默克的九价HPV疫苗都在ICH框架下迅速获批了。

虽然外国原研药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对国内药企形成一定压力，但后者也在初期享受到了加入ICH的红利。之前中国是没有一个创新成药进入西方主流市场的。加入ICH后，真正由中国企业原研、主要临床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药品有两个。一个是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它首先获得了美国的批准，半年多之后才在国内获批。它的二期试验数据来自中国，一期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做的。这是中国的创新药历史性地进入美国市场。另一个是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它已在国内获批，目前正在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注册研究。最近中国有多家药企的PD-L1药（一种免疫类药物）正排队在美国申请批准上市，这鲜明地体现了加入ICH的意义。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张丹介绍，生物医药的专利申请之路漫长，耗资巨大，最新测算显示，平均研发一种药物的总投入约达26亿美元。在如此巨大的成本之下，药企不得不追求尽可能快的研发、上市速度和尽可能大的市场。ICH框架恰好提供了这种可能。

拿药品集采这件事来说，虽然它对药企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药品集采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在美国，法律不允许政府搞集采，同时它的商业保险市场巨大，药费报销批准之后一般第二天就报了，包括一些极其昂贵的药品。这对药企很有吸引力。

此外，张丹说，各国新药评审制度、流程导致的效率差异值得药企考量。像美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具经验和效率的创新药评审机构，“这两年全世界新药的80%都首发在美国”。澳大利亚批准开展临床试验的等待时间可以短至6个星期。为了加快抗肿瘤药的审批，美国牵头搞了一个“七国联盟”，“一块批，一块上”，包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加坡、英国和新西兰。张丹把它起名叫“超级ICH”：“这对药企来说非常好，不用一个个国家去申请，只要获批其中一家，就一下子打开了7个国家的庞大市场。”

张丹认为，遵循ICH的原则，中国药企只有采取双腿双轮驱动、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结合的策略，才可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短期而言，“最好是我们的产品在各个国家都能卖，才能弥补集采造成的暂时市场缩减”；长期而言，只有走出去，才能产生生物医药领域的华为。

“现在做创新药，在深圳做也好，在上海、北京做也罢，你都不得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只在某一个市场单打独斗，风险是非常大的”，张丹告诫演讲现场的诸多药企和投资机构听众。

为了走向世界，必须在第一步就迈对方向。张丹指出，药企从临床一期就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做到多国多中心，而不是只在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来做临床试验。这样才能使研发出的产品尽快获得多国的认可。然而，“我们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做到，我们好不容易搞了一个新药，却从起步这一刻就落后了，这是非常要紧的事。”张丹说。

建议成立“一带一路”版ICH

机缘巧合，新冠肺炎疫情给了中国医药企业以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随着中国新冠疫苗在全球多个国家受到欢迎，意外产生了一个中国生物医药产品的新市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市场。张丹认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要以国际标准走向西方富国，更要走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后者“累加起来的量会非常大”。

借鉴前文提到的抗肿瘤药评审“七国联盟”，张丹建议，中国也可以发起成立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间的药物评审协调组织，做到数据和产品互认。“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接受中国的疫苗产品，为什么不能接受中国的PD-L1药？如果有好的研究数据，有能够客观证明疗效的产品，包括中药产品，我觉得接受的难度会大幅降低。”张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