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数据出炉，如何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理性看待经济指标下行：周期性因素不是真正原因

统计局发布信息表示，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有效应对疫情、汛情等多重考验，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主要宏观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不过，分季度看，三季度经济指标呈现下行趋势：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二季度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在陈玉宇教授看来，这些数据已经消化了疫情下的冲击以及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以来的温和反弹。这里的“反弹”是在正常轨道上，即各种指标均在中国过去几年的一个正常轨道上——5%-6%的增长，这是普遍共识。但从三季度开始，增长则低于这一潜在的“轨道”。

“我认为，在本轮走势中，周期性的因素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那么重要，底层原因在于，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当前许多经济指标令人感觉没有那么乐观，其实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转变的一个现象。”陈玉宇分析，这一阶段性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粗放的资源扩张型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更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第二个转变，是产业结构上低端落后的产业和企业面临改造，将被放置在更加严酷的竞争当中去求生存，找新的市场增长点，改变产业结构，改进和提高自己的产业技术。

第三个转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在改变，包括金融环境、气候环境等，需要我们在碳排放方面，在能源使用上更加清洁、环保、节能。

这三方面的转换，是中国经济在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转换。这三大转换叠加疫情的影响，最终使得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往下移动，统计数据上就体现为经济指标的下行。

宏观政策的“长期主义”：做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投资

陈玉宇分析，认识到了宏观指标下行背后的原因，我们在谈论政策时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不仅仅看重短期内的一些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政策，同时，要把更大的重心放在逐渐推出的一揽子的、促进结构性调整的、着眼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

在陈玉宇看来，近五年来，中国着力化解了很多问题，比如：对于金融风险的控制，深化“去杠杆”；房住不炒，扭转房地产行业的无序扩张，使之走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对于一些已成长为“巨无霸”的企业，做好合理的管控，等等。也许短期这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它是有益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陈玉宇表示，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对于长期规划的思考还不够，容易聚焦短期问题，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需要改变。以投资为例，由于大家对于如何处理好短期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缺乏理解，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一度饱受争议，投资甚至还被“污名化”。最近，房地产市场很疲软，整个投资也没有活力，这就和我们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思考不够有关系。

“今天的房价对于很多低收入群体来说太高，它可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碍。其实，房地产投资不具有生产性，更多是要服务于人民的居住需要，所以必须遵循中央‘房住不炒’的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发展租赁住房等。不能一说投资，就让人联想到抬高房价，就联想到粗放式发展的投资。”陈玉宇表示。

“我和刘俏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认为，需要进一步梳理总结和重新反思中国投资和投融资改革。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基于中国国情，值得重视。过去，中国在投资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借助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国在有利于夯实长期经济增长基础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数额庞大，以高铁为例，如果只算铁路总公司自己的账，那显然投资高铁不划算，但高铁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对其他产业的成长带动很大，这些间接的溢出效应就足以构成很强的投资理由。”陈玉宇表示。

陈玉宇分析，十九大报告引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即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用它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技术水平；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家们反复讨论怎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往往忽略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均是通过新增投资在经济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负责任的、有效的、瞄准未来的投资，这些投资会结合最新的技术，这些投资会孵化孕育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活力和潜能。我们需要意识到，投资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直接拉动技术进步和促进结构变化不可或缺的经济内容。

要做更有效率的投资，既不能简单依赖资本市场，也不依赖发改委等部委，要对中国投融资体制进行深入研讨，开辟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允许各地各部门做新的尝试探索。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基础设施等投资的使用周期长达三五十年，我们需要一些更长期的融资工具，我们也需要站在更高的格局、更长的周期去思考问题和做决策。

进一步思考财政政策，以及强调更高水平的开放

谈及未来经济增长动能的挖掘，陈玉宇分析，如果只从消费、投资、出口角度去想问题，就没有跳出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框架，没有触及长期经济增长能力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企业不看好未来，不愿意上生产线，卖不动就放缓生产，都会导致出口下行，这些都是疫情导致的“肠梗阻”，属于短期问题。从短期视角来看，中国需要出台一些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前货币政策探讨已经很多了，应该在财政政策方面多做一些思考。

思考财政政策应该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管控财政支出，由于削减财政支出可能加剧经济衰退，所以财政部门在宏观调控上不够活跃，但还是要控制好赤字。中国财政赤字虽然没有美国大但还是不小的，在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居民家庭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时，可以更加精准，要有利于增进当期需求，有利于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缓解疫情冲击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但这块投入规模不适合特别大。

另一部分是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应该在宏观政策上加强协调，发行一些基础设施国债，将其用于对存在短板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对重点工程和企业的资本支持。只要投资能形成有利于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可以体现在未来经济增长中，那就相当于可以“用未来的钱来还债”。有一些国际上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表面赤字不大，但如果算上各种投资，赤字很大。但不同于美国赤字基本都是用于百姓消费，中国赤字却形成了可以持续存在的固定资产，在未来经济社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

陈玉宇表示，以扩大内需为基石，除了对投资要有理性认识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双循环”战略。“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既是对上一阶段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又有利于开辟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大国的对外经济部门很重要，但不应该是主体。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出口占GDP比重都低于中国，它们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国内。

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国内市场是唯一重要的，同时也强调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未来我国的出口可能会从高位降下来，但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下，体量还是会快速增长，贸易额也会增长。更高水平开放包含着更好地利用开放机会，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贸易投资将知识、技术和观念在全球扩散；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也会变得复杂，更开放的市场，意味着要准备好参与更高水平的竞争；三是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与世界产生联系，更高水平开放意味着要搭建好对外开放大框架和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既欢迎世界各国到中国来，中国也自信地走到世界各个国家去。

高水平贸易网络是保障中国持久繁荣和世界和平稳定的最重要的纤维组织和毛细血管系统。不断丰富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让更多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有助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广泛支持。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但在参与全球资本市场运作方面还经验尚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陈玉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