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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共同富裕需要制度创新 用更少的费用打造更优的医保体系丨首席评论

第一财经 2021-10-21 18:32:19

作者:第一财经    责编:周晶

李玲:共同富裕需要制度创新 用更少的费用打造更优的医保体系丨首席评论

李玲: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我觉得跟别的国家比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情怀——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追求大同。还有一点是国家也提出,我们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的共同富裕和精神的共同富裕”。而“精神的共同富裕”,其实这个层面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最终,每个人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的“共同”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用去担忧,然后你就可以追求更高一个层面的精神的发展、价值的实现。

2021年9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提供更加公平、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充分发挥作用?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资源禀赋差异,基本医疗保障如何做到均等化、全覆盖?是否有一套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医疗保障制度让全国各地参考和借鉴?带着这些疑问,第一财经《首席评论》栏目组来到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致福轩,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Q:您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李玲:我理解“共同富裕”就是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要实现,可能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可能需要更多的40年。

而且共同富裕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比如说有两个人:老张和老王,你给他们两个人每个人1万块年薪,那是不是共同富裕了?不见得。为什么?老王在外面抽烟喝酒,这1万块钱可能很快花光了,而且身体还不好了,可能还因病致贫了。但是老张,他可能有健康的生活方式,那1万块钱还能省出钱来干别的事。你说谁共同富裕了吗?他们起点是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收入就共同富裕了。

而且尤其经过这次新冠疫情,大家都深有体会:其实健康才是财富,你到最后有了健康,这也是我们的“共同富裕”。

Q: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您观察到有哪些国家和地区是走得更领先一些?

李玲:北欧国家,像瑞典、芬兰、瑞士,这些国家他们做的共同富裕做的比较好,他们其实就是高水平的福利制度,教育到大学都是免费的,有免费医疗、住房保障以及高水平的养老。其实他们的共同富裕在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的时候,它的国家制度的安排让每一个人体面的生活,衣食无虑。

Q:是不是会有一条标尺,比如人均GDP到多少万元的时候才可以“共同富裕”?

李玲:跟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均GDP跟美国比只有美国的1/6,但是看看我们这次抗疫做得多好!我觉得我们这次抗疫几乎是共同富裕的一个“试验场”,在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中国人,无论城市的、农村的,有钱的、没钱的,得到的是同等的保障。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体制的保障下,跟钱没有关系。而相对比来说,美国比我们人均GDP高得多,对不对?但是你看他这次在疫情中的人口死亡数据,这是多大的损失?

所以我特别想对比的是什么?就是北欧国家是共同富裕的先行者,做得不错。但是他们遗憾的,包括美国英国,我觉得小有遗憾的是什么呢?他们保障的只是物质上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更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有精神的,就是在你衣食无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更多的并不是变成懒汉,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你怎么样为社会做贡献。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未来在学这些发达国家共同富裕的同时,我觉得中国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我们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Q: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有哪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呢?

李玲:北欧国家,澳大利亚,他们共同富裕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免费医疗体系,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是国家通过税收财政等等来举办医院,然后让老百姓去看病,是低费或者是免费的。

这个体系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让医生和患者是在一条线上,它不是一个对立。它不是说你去看病,医生就要想办法从你口袋里掏钱、从医保掏钱这样的一个制度。因为医疗是一个完全市场失灵的领域,它最大的失灵是什么?我们一般市场可以交易,就在于消费者和提供者是可以交易、可以博弈的。但是在医疗领域,患者没有博弈的空间,必须要听从医生的决定。患者去看医生,却不能决定说要不要检查、要不要开刀、要不要住院,这些都需要医生做决策。这样的话,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又是医疗需求的决定方。如果这个医疗体系是允许医生去挣钱的,那么这个体系一定是扭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好的体系,效率高、成本低的医疗体系,就是免费医疗。

Q:怎么让基本医疗公共服务能够做到均等化、全覆盖呢?

李玲:其实国家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最开始的医保是“三个保”,现在已经合并成两个了,居民医保中,城、乡医保是一样的了。现在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还有区别,所以现在国家的医改的下一步就是要加大统筹层次。我们最开始的新农合和居民医保都是以县为单位,现在上升到市,像福建这些省现在已经先行上升到省。统筹到一个省里,也就是缩小了省内区域之间的差距。

另外福建现在也有医疗统筹基金。比如厦门,它年轻人多、经济发达,它就可能会拿出一些钱来帮助那些欠发达的地区,所以国家也在朝这个方向在做。逐步逐步地,我觉得让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你住在东北,还是住在发达地区,还是住在城城市,还是住在农村,他能够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那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

Q:医疗它要覆盖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会面临失业的状态,或者说他非常的困难,可能就业不够稳定,对于这样的人群是不是需要覆盖到他们?

李玲:我们现在把他们都覆盖了。中国织了全球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在这个网里,我们覆盖了近14亿人,基本是全覆盖。我们有近11亿人是在城乡居民医保,这个保费主要是财政出的,也就是税收出的,现在每年的保障水平也在提高,每年政府大概都给他们增加30元投入,还要进一步提高。

Q:这张医疗保障网的品质怎么样?

李玲:这些年医改最大的成效,应该就是建立了一个最大的保障网。但是,老百姓的负担几乎没有什么变,负担还是很重,原因就是我们的医疗费用上升太快。我们每年现在医疗费用大概是两倍于GDP的增长速度,那原因是我们的医院还没有改,我们公立医院基本上还是一个要创收的机制。

福建省三明市的“三明医改”是这些年的一个典范,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县、乡、村”一体化的“健康共同体”。医保的钱、公共卫生的钱、财政的钱打包,直接提前预付给医生,提前预付给医院,免除医院创收的压力。相当于患者越少,医院省下来钱就越多。这样就让所有的医生、护士的目标变成尽可能地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医保局最早就是三明成立的,他把所有的医保都集中到手上,直接去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工资,所以三明医生是拿年薪的。但是年薪给你多少呢?要基于你的表现,基于你的努力程度,他的年薪是工分制,它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对知识经济的考核指标,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一整套信息系统的设计,把每一个医生护士的行为都数字化,然后创造了一个人才市场。因为三明市有22家医院,在它背后的平台上,每一个医生的数字化的信息都是公开的,那么它就可以横向地来对比,可以评出谁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护士。所以三明的改革它真正地解决了医院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医生的收入。因为医生的工资是有保障的,你努力为老百姓提供好的服务,你就能得到好的收入。

Q:但是它的这种考核的模式也好,整个机制也好,它能够复制到全国其他的地方吗?

李玲:完全可以。所以总书记说“三明医改”是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地学。北京要做就是比它水平更高,因为三明其实是个欠发达地区,但是去年当地医生的工资最高能拿到80万,它一个县委书记的工资都不到10万。所以医改的核心其实是让我们的医生体面起来,正常的体面,不是过去的那种体面。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个系统的重构,它重建了制度。

Q:从药企的角度,如果医保局把药价压得太低的话,药企的利润很单薄的话,还有动力去做研发吗?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长期医药的生产和更新?

李玲:这是大家都在担心的问题。我首先第一点想说的就是带量采购是三明探出来的,三明改革的第一步,其实配套的就是集采,把药的成本降低。所以是“三明模式”后来上升,现在国家医保局都是“三明模式的国家版”,所以国家现在也采用带量采购。

其实国际上,包括欧盟全部都是集采的,因为药企都是垄断。过去如果说单个医院、单个城市跟药企是没有对等的谈判资格的,都是以一个国家甚至以一个欧洲联盟为单位去跟他谈,就是垄断对垄断,这其实是一种市场的方法,以量来压的价。而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以后,其实它最大的成本是营销成本,不是生产成本,集采就把它的营销成本全部去掉了。所以最后其实是在量和价之间都达到一个平衡,一定是给药企利的。

从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来看,药价低不代表企业没有利润。你看我们的检测,可以任性的、反复的、一次一次的检测,为什么?因为便宜。美国一开始要3000美元,现在还要300美元,台湾地区用的是美国进口的,到现在做一次核酸检测1700元人民币。我们多便宜,但是哪一家核酸检测剂的生产企业不是赚的盆满钵满的?也就是说你只要给他足够的量,足以赚!还有疫苗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疫苗企业这样便宜不便宜?便宜,不一样赚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一个量的平衡。我相信国家在集采方面会一步步完善,一定会给我们企业创新的空间。

你看我们国家第一时间说疫苗将来就是个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并不是企业在提供的,是国家。也就是说,政府其实是可以买单,先把研发的成本给付掉,然后可以分享市场扩大以后所有的红利,也免除了企业研发回报的风险。我觉得未来我们全球的药品研发是不是都可以走这条路,国际组织可以成立基金,对不对?新药出来了以后先把它买断,然后分享后面的销售的利润,把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世界提供,都可以造福多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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