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经济制度共存结构，突破后发劣势

制度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当中重要的非竞争性要素，对于我国突破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后发劣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下所不得不积极应对的疫情突发事件背景下，在决策层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创新理念基础上，更应积极考虑制度层面所存在的共存结构空间，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坚实、灵活的方式应对疫情及疫情后所带来的系列外部冲击，同时还能够通过持续演化来形成突破后发劣势的制度核心力量。

在共生态经济论纲的视野中，所谓“经济制度共存结构”，是指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制度层面，一方面存在所需接洽的外来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存在基于自己的不同文化背景演化形成的经济制度，两种经济制度共存，推动该经济体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制度结构特征。

第一，构建经济制度共存结构，积极推动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助力内外治理。

正如萨林斯所阐释出的朴素道理那样，我国经济制度如果一味地去接洽西方主流经济制度，不但对我国深厚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利，而且难免要承受其对自己的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破坏。

从我国国内的视角来看，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制度都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我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攀升，也客观存在着突破不同文化背景接洽西方经济制度的趋势。我国是一个具有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有着极深和极稳固的不同文化背景，构成了自己的独有优势，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让现代化制度科学合理地嵌合其中。在西方经济制度所派生出的形式互惠行为与我国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实在互惠行为不内洽时，我们更应当做的，可能是积极考虑如何基于我国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实在互惠行为完成演化，形成“经济制度共存结构”，尤其注重培育其中的内生部分，避免丧失不同文化背景这一至关重要的“避风港”。

第二，在双循环指导下推动制度共存结构的形成，应注重涵养我国不同文化背景，科学提取嵌合于其中的实在互惠经济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经济体，中华民族共同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是我国实在互惠经济行为的来源所在，也逐渐演化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经济制度，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制度许多仍然散落于我国实实在在的经济生活当中而缺乏观察和抽象。构建我国“经济制度共存结构”，我们应当在接洽外来经济制度的同时，特别注重涵养我国不同文化背景，注重防范随外来经济制度而来的文化影响，并注重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从中提取嵌合于其中的实在经济行为，并进一步研究其演化路径和所形成的经济制度特性，从而探寻构建真正从我国自己的不同文化背景演化而来的我国“经济制度共存结构”内生部分。

第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略下，基于最大化包容我国文化异质性，加强经济制度供给，以经济制度共存结构助力提升治理当中积极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水平，切实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落实，突破经济发展中制度后发劣势的制约。

从我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更应当清醒地将“等价互惠”作为一个标尺，将其仅作为我国“经济制度共存结构”外生部分所派生的形式互惠行为，但并不将其作为我国唯一的形式互惠行为。嵌合于我国不同文化背景内的经济制度，其源头所产生的实在互惠经济行为，与其所派生的形式互惠行为，更适合作为我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处理和应对多方关系和问题的立足点。

而构建我国经济制度的共存结构，就必须认识和承认我国不同文化背景当中广泛存在的文化异质性，并基于此实现多元、多维和包容性，以经济制度的共存结构形式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奠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础。

总结看来，对文化异质性的认识和考察，对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实在互惠行为的认知与归类，及其相应的演化路径与结果，可能都是我们提出的这一结构所必须研究的内容，其应当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可考性并终能切实实现演化发展，以真正确保我国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避免落入后发劣势的牵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

第四，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念，畅通国内供需循环，应当更注重我国经济实在层面的发展，以更适宜我国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内生经济制度，结合我国经济的独有特点，推动实现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建立健全，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在国际视野下，我国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曾较长时间处于“微笑曲线”下游，但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畅通国际供需循环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继续逐渐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制度，即共存结构当中的外生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通过加强制度供给，培育有利于畅通内循环的经济制度，即共存结构当中的内生部分，从而为实现内外双循环奠定经济制度基础；我国畅通国际供需循环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以内生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畅通内循环，来实现自我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在完善我国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上，不断形成总体局面上更强的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在国际供需循环中的产业链、供应链当中不断走向更具有价值的位置。

（綦晓光系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级终身成员、共生态经济研究院特聘院长；苏京春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共生态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