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三途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共同富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就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际，党中央召开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多种途径，但结合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路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首先，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切潜力。

按照我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在未来15年里保持4.8%到5.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可行的。按照这样的增长潜力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可达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可达2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的高位预测，是建立在一些必要的改革带来提高潜在增长率效应的基础上。由此可见，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其次，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总体上是同步的，但不同时期同步性有差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步性明显增强，所以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继续保持同步性，就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35年我国人民可以享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为此，还应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但这个下降趋势目前已经趋于平缓。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陷入徘徊状态。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次分配的作用是有极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达到0.3以下，是因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

因此，要把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终极需要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以此进入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当然，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这得益于：第一，整体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大和快。

随着我国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速度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就是加速社会流动。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上看，要求每组的收入都不断提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要不断增加，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后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意味着不能造成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明显慢于其他家庭的情况。从中观上看，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入更高的收入组。收入组别的跨越是社会流动的内涵，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如果我们提出实施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话，我认为主要应该关注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群体之一：脱贫后的农村人口收入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低收入群体，应该运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两种手段，加快帮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OECD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这个数字又有所提高。假设尚有30%的农村家庭收入在这个标准之下，那么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群体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2020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4549元，已经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仍面对户籍制度这个“无形的墙”，即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还不是均等的。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户籍居民，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中等收入群体”的身份是非常不稳定的。比如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外出农民工和常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均减少了3%。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约有1.7亿多人，如果能够把他们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可以大大增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效果。

“倍增”群体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规模比原来想象的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的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1亿，60岁及以上人口高达2.64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落实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证消费需求能够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讲到经济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要素积累进行大规模投入；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必然要减速，而且还有可能陷入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是供给侧因素，是潜在增长能力。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和负增长，需求侧的制约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双侧制约。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发展阶段划分，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创新驱动的动力，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一项任务，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将从占GDP比重26%一跃而提高到37%。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应该遵循一般规律建立起自身的福利体系。建立福利国家也是保证人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实现社会政策托底以及支撑创造性破坏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能在宏观层面把劳动者和家庭进行保障，就总是有借口在微观层面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降低整体生产率。

福利国家建设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也要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并且要有中国特色。七个“有所”就是中国特色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保障。每一项内容也都有一般要求和特殊针对性。例如，幼有所育当前特别要努力降低三育成本；学有所教旨在提高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竞争力；劳有所得特别要着重于解决结构性就业困难；病有所医要求实现更加均等的全民医保；老有所养着眼于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普惠性和均等性；住有所居意味着把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弱有所扶则着眼于社会救助和解决相对贫困。

因此，在从今以后15年的这个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既要关注供给侧因素，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关注需求侧因素，特别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统领，保障居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