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正处于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阶段”,保持充分的社会流动非常重要。随着经济增速减缓,作为社会流动第一支柱的市场机会减弱,第二支柱即社会政策的作用日益凸显。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仍然是主导的一方,仍然是“人告诉机器做什么”。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时代,银发经济发展成为未来的主流产业领域。
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时,增长的明显减速。
户籍制度改革固然可以带来改革红利,从而具有锦上添花的效果,改革进程加速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釜底抽薪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自动产生成果共享的“涓流效应”;只有在充分融合、连接的前提下,才能带动各类产业的生产率进步。拆除尚存的体制机制障碍,疏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让劳动者及其家庭在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分享生产率。
打破“涓流经济学”迷思,促进与实体经济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才是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包容发展的要义所在。
蔡昉明确提出,2021—2035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教育实现第三次跨越的机会窗口,或者说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详情 *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自《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第十章,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
在3月30日举行的第18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结合新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发表主题演讲。与以往不同,本次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不会再回到人口正增长的轨道上。
中国人口转型趋势不可逆转,目前人口数量已经接近峰值,中国已步入“老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收入分配都有其特征。阶段,中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放缓,城市化速度减慢,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减缓。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转型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改善收入分配是应对消费收缩挑战的可行路径。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即从目前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中国已经进入“瓦格纳加速期”,并将持续到2035年。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大规模脱贫人口的数量也非常庞大。
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按照15~64岁这个口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随后就以加速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2020年已经累计减少了4170万人。
继续保持同步性,就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在2035年我国人民可以享受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以此进入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
“ 社会性流动不仅能够为拉动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带来正向激励,同时也是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重要手段。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减少过度加班、家务劳动社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
很多家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的等级中,这个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他预期,下一次的总人口峰值前后,我国经济将会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
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实现家庭对生育政策的自主决策,有助于在未来形成更均衡的人口结构,减少储蓄率波动。
虽然国内用新产业、新动能的说法,但整个机制的内核里,“GDP第一”的目标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使得新产业、新动能只能获得阶段性发展,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标,因此可持续性难以保障,高质量发展难以落实。
以惩罚性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摩擦,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扭曲价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也就是扭曲信息,使供应链在错误信息环境下无所适从。
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是借助城镇化,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