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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的投资机会,在产业链最狭窄的地方

2021-11-10 18:25:14

责编:张健

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碳达峰和碳中和正推动着我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绿色转型。刘劲: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碳中和有两种方法:一是降低新能源的成本,二是通过碳税和碳交易增加碳排放的成本。

Q1:碳中和共识下,新一轮科技创新和投资的机遇在何方?

刘劲:经济体中最核心的就是信息和能源。

从长期来看,能源比信息甚至更重要。“双碳”是把旧能源变成新能源,这个转化过程很困难,成本非常高。

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全球要彻底解决能源问题,大概每年要花费全球GDP的4%左右,所以双碳对能源行业的影响非常直接。

“双碳”背景下的投资机会,

一是在能源的生产端,从碳基能源变成风能和光伏,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二是在能源的使用端,比如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如雨后春笋,在全球都有巨大的机会。

其中的投资机会需要看产业链里最狭窄的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东西是电池和储能,这方面的需求未来会非常大。

Q2:就实现“双碳”目标,企业需要经历哪些阶段?应该做出哪些变革准备?

刘劲: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碳中和有两种方法:一是降低新能源的成本,二是通过碳税和碳交易增加碳排放的成本。

如何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基本概念是给碳排放上税,上税的具体方式和税额等问题,需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目前中国是用行政化的方式,比如在钢铁行业和其他制造业,排放一吨对应多少税,这种行政方法会带来效率低下问题。

对于企业来讲,需要未雨绸缪。

例如以前一些炼钢产业对环境的考虑不多,污染特别厉害,原因是营收远高于政府罚款,所以肆无忌惮。后来一旦进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得最早的就是这些污染严重的产业。

所以这些产业要提前准备,等到去产能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Q3: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应该探索什么样的模式?

刘劲:碳交易市场的目的,是给碳排放找出一个合适的市场价格。我国的碳交易市场目前处于试验阶段,对碳排放的管理仍然靠行政手段。

比如政府给每个省划定碳排放额度,造成最近很多地方停电。这种行为会造成很多经济上的浪费。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来后会有点像期货市场,企业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对碳排放进行风险控制。

Q4:碳交易是否会增加控排企业的成本、影响其经营和发展?

刘劲:肯定会,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很多国家都不愿意加入减碳行列,因为涉及的经济利益太大,对很多行业都是巨大挑战。

Q5:除了光伏和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还有哪些可用?

刘劲:未来具有可及性的能源还有核能和天然气,这些虽然都不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它们的碳足迹要小很多。

由于短期内不可能把碳减到零,所以中国不会把火电厂全都关掉,因为还需要其他能源来调峰调频,需要一些传统能源做保障。

Q6:如何预测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机遇?

刘劲:我国新能源汽车正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现在最核心的是电池和电机电控等,我们在电池等核心技术上有宁德时代等企业打造强大的供应体系,在电池控制系统、汽车电子上也在世界前沿。

这是中国汽车行业巨大的机会,是技术颠覆带来的市场机会。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整,可以让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弯道超车。

Q7:近几年,吉利、比亚迪加速发力、“蔚小理”名声大噪,它们的优劣势是什么?

刘劲:各有优劣势,这些企业的基因不一样,造车新势力一般都是互联网出来的人才,在电子系统、软件上有优势;但是传统车企在内饰、设计、制造本身也有传统能力优势。

我觉得新能源汽车领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可能传统汽车到最后的损失比较大,会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让给造车新势力。

Q8:如何预测未来五到十年汽车的发展方向?

刘劲:在汽车领域,如果是一个比较传统,规模较小的公司,我觉得机会不大,因为涉及规模效应的问题,在汽车行业很可能出现巨头,一种可能性就是电池,比如中国的宁德时代。

另外,如果一家企业的软件是公认最好的,而且成本最低,那它一定会独霸天下。

目前来看,华为和百度在国内是技术领先的,我觉得华为的希望更大。

Q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刘劲:目前来看,瓶颈似乎是芯片,但再往前看,如果全球产能上来,我觉得电池技术才是发展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瓶颈

因为芯片只需要扩大产能,长期来讲不是问题。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电池缺口会很大,所以电池领域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Q10:未来一年影响投资的最大课题是什么?

刘劲:2021年对中国的投资者是个大考之年,因为有太多的宏观因素在起作用。

国内在政策调整的大方向下,陆续出台的双减政策、反垄断等,一方面解决了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对企业的影响也非常大。

教育和互联网的跌幅加起来,整体约有一万亿美金,增幅很大,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挑战很大。

在反垄断的同时需要意识到,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是过去二十年在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使用价值,也第一次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科技和创新能力上带到了全球的第一梯队,能和美国的巨头相提并论。

所以,反垄断政策的方式、方法、速度、市场预期的管理是件细活,一方面我们要去除企业发展过大带来的垄断效应,另一方面必须顾及到这些政策调整对和垄断不沾边的其他民营企业,以及高科技创新领域的影响。

全球范围内投资者高歌猛进,需要关注国内的政策调整以及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如果跟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话,对中国的创新影响会很大。

Q11:为什么现在开始反垄断?为什么反垄断标的全在中美?

刘劲: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这些企业增长太快,互联网企业每年营收增长往往是50%-60%。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为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国内对它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在全球范围内,大国和小国对反垄断的态度不一样。比如韩国三星的市值占韩国GDP的30%,从这个意义来讲,三星这家公司对韩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韩国没有反垄断呢?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状态下,韩国要想在全球站稳脚跟,必须培养出一些巨型公司,三星是为了在全球跟别人竞争。

很多小国家,如瑞士、德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会培养出一些很大的国际型公司,但他们不会去反垄断,因为这是在国际中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什么反垄断标的全在中美?这实际上跟互联网属性有关系,我们拿了全球超过100亿美金的平台公司数量,会发现大部分或者在美国(70%)、或者在中国(20%左右),剩下一些在其它国家。

所以,互联网的巨头主要在中美两个国家,欧洲就没有这么多的巨头,这跟国家的规模有关。互联网本身有一定的网络效应,叫赢者通吃,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越容易吸引流量。

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反垄断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门槛比美国低很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互联网巨头经济规律决定了它一旦跑出巨头,最后一定会统治天下,所以对他们的反垄断是命中注定的,逃不掉。

巨型企业如何保持增长?我有三个建议。

建议一,从规模增长转成创新依赖。

比如华为和腾讯,早早去做一些芯片、操作系统,我觉得社会和政府会给它更大的空间,因为等于在国家利益方面努力;

建议二,从国内市场转成国际市场,这样社会对它的容忍度也会变高;

建议三,主动让利,自我约束。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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