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领中产化”是未来趋势，零工经济要有兜底保障

“失业，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吗？”在《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中文版序言中，清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严飞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假扮失业的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为了再次就业一直在寻求各种机会，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芭芭拉的求职经历让他读来“心有戚戚焉”。

和一些纯学院派学者不同，严飞有职场工作经历。2005年，他从牛津大学社会政策系硕士毕业后到了中国香港。在香港，金融和咨询方面的工作机会最多，但严飞的专业不对口。当时为了投适合的简历，他专门做了一个表格，整理的公司名字就有100多个，也像芭芭拉在书里一样积极参加就业指导，到处学习“面经”，但都没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继续学术研究，在2011年获得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

在2014年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之前，也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严飞回到国内做田野调查，那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一路求学累积下来的苦闷和压力也让他备感疲惫。身边很多朋友都进了高薪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他也打算尝试下自己是否适合非学术的工作，就应聘进入一家全球著名咨询公司。

那家公司里，人人都能做一手漂亮的PPT，不仅显示出高级白领的专业，也让外界非常羡慕。严飞入职后却发现，原来后台有关联程序，只需在Excel表格里输入相关数字，就会自动生成PPT。在电脑前小心敲打键盘输入、核实的数据多了，他会想起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拧螺丝，他录数据，两者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咨询公司的工作强度也很大，早上八九点上班，晚上动辄加班到10点。好在福利不错，为了鼓励大家积极上班，每周五会提供丰盛的早餐和午餐。一天，当严飞再次结束加班后突然想，自己怎么可能为了吃美味的工作餐而去做这个工作呢？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中说，一个高度理性化、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就像一架由人组成但却并无人情味的运转良好的机器，人只是这架机器上一个个性能良好的齿轮。严飞觉得那家咨询公司也一样，新员工从分析员做起，是一颗小螺丝钉；随着职务升迁往上走，优秀者能变成合伙人，薪资待遇上涨，成为一颗大螺丝钉，“但你还是螺丝钉”。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读书和写作后，严飞坚定地回归了学术研究道路。

那段工作令他难忘，他会更加关心与白领相关的社会问题。“今天的白领和以前的白领已经不一样了。”他认为，如今白领的上升空间确实更小，也有失业风险，而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还在持续对农民和蓝领打开，“蓝领中产化”是未来趋势。

向上流动通道还在扩大

第一财经：白领曾经给人的印象是有车有房，讲究一定的生活品质，子女接受不错的教育。但不管是最近出版的《失业白领职场漂流记》《夹缝生存》中描写的美国失业白领，还是“双减”政策出台后中国教培行业大批白领面临再就业，都令人思考，白领阶层是不是很脆弱，向上流动的天花板难打破，向下跌落却很容易？

严飞：这个问题具体到中国社会，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来看。第一是大量白领通过努力，已经完成了一次社会流动。很多白领以前来自农村、乡镇，他们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获得户籍，随后结婚生子留在大城市。换句话说，他们通过8~10年，甚至15年以上时间勤奋努力，完成了一次阶层飞跃。这样的阶层飞跃和整个中国社会大的结构性转型也相得益彰。从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20年里由原来的“倒丁”字型转变为今天的“土”字型，大量群体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变成中产阶层。

另一方面，农村和乡镇向上流动的通道又在不断扩大。“十四五”规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城镇化比例，从今天的60.6%增加到65%，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会进入城市，从面朝黄土背朝天，慢慢变成今天的新市民阶层或是中产阶层。

但中产阶层要想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就不再是简单的8~10年的奋斗过程，而是突破性质变，这是非常难的。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同意如今白领向上流动的天花板不太容易打破的说法。那么，白领是不是向下跌落就非常容易呢？确实，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但收入和支出相比较，并不能保证过上完全中产的生活，还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要操心孩子教育、医疗社保、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等等。而今天，不确定性中还会增加一项“突然失业了怎么办”。这种情况下，虽然从客观指标看确实越来越多人进入到中产阶层，但主观上很多人会摇头说自己不属于中产，也觉得白领变得更加脆弱。

而且现在的白领和以前的白领也不一样了。最早的白领出现在1980年代的上海、深圳、广州这些沿海开放城市，他们衣着光鲜地坐在办公室工作，给当时还在吃“大锅饭”的人们带来很多想象和憧憬，觉得这是令人羡慕的未来生活。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后，今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薪资待遇也不像以前那么高，白领成为一份普通的工作。

求稳人越多，社会越“卷”

第一财经：以前社会的普遍职业价值观是“越老越吃香”，现在行业更新和替代非常快，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很多工作被外包或者被AI替代，连工作经验丰富的人都开始失业。这是否预示着今后失业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可能每个人都要做好失业准备？

严飞：这个问题我只同意一半。确实，每个人都要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预防和准备，但我不太同意每个人都要做好失业准备。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不是失业，而是社会巨大转型之下的很多不确定，比如说“双减”政策出来，教培行业受影响就非常大。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或者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其实也挺无聊，就像我们父辈当年“吃大锅饭”，丧失创造力，国家才在上世纪90年代打破了单位制，引入市场经济。所以即便今后会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挫折，如果做好转换新赛道的准备，能从舒适圈里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精彩世界。

第一财经：但是因为疫情等因素影响，这几年就业门槛越来越高，硕士去卷烟厂、博士去街道办或者中小学教书的新闻不断，年轻人求稳的心态也非常明显，考公务员、教师资格证的人数不断创新高。你怎么看待这些现象？

严飞：年轻人求稳现象背后，实际上还是前面提到的由于未来有不确定性，整个社会才出现焦虑。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异质化，异质化状态下竞争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不像同质化的“大锅饭”时代，只要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就可以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有人权衡之下觉得，还不如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中，于是很多年轻人就去考公务员、教师资格证等，所以报考人数才会每年都“创新高”。结果这些人又面临更高程度的激烈竞争，最后社会就变得越来越“卷”。

第一财经：求稳心态的人变多，社会是不是就会丧失活力？

严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一方面，也有人不断打破舒适区，从体制进入到市场创业，这样的大学老师我就认识好几个；另一方面，公务员、教师的录取比例实际上每年变化不太大，更多人是主观上想求稳，但并没有实现，最后还是进入竞争赛道，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创造力被激发出来。

蓝领中产化是必然

第一财经：白领求职竞争激烈，但很多地方又出现“用工荒”，技术工人尤其紧俏。“双减”政策出台后，社会上也很关心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你对此有何建议？

严飞：10月底我才在浙江做了调研，职业教育这块还真的有些话想讲。国家最近颁发文件提出全力推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发展，到2035年要建立起技能型社会，这个政策文件主导了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但现在很多人对职业教育有刻板印象，比如会下意识地给职校学生贴标签。一个孩子要是上了高中，开学第一课老师都说要好好学习，努力考上好大学。而同样是16岁的职校学生，开学第一课很多老师们会和他们说不要文身、不要吸烟、不要酗酒、不要打架，有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觉得这些孩子都是有“问题”要解决。而且有些职业学校的老师还是兼职，师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整体来讲，我对职业教育最大的期待，就是它成为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训练，不仅是技能，更重要的是包含法律意识、劳动维权意识、文化技能等培训。同时希望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让他们的职业发展更加清晰。这方面日本和德国就做得好，他们有“阶级再生产补偿机制”。“阶级再生产”是指父辈、祖辈是工人，后辈长大后也是工人，但这些蓝领工人薪资待遇比白领还高，这就是对“阶级再生产”的一种补偿机制。

第一财经：《失业白领漂流记》里写到，很多白领再就业只能找蓝领的工作了。这是否意味着白领蓝领化、蓝领白领化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传统社会中蓝领、白领的角色分工不再那么明显？

严飞：在中国，蓝领中产化是必然。而且今天都市里出现“新蓝领”，他们和互联网企业紧密联系，通过平台经济找到新工作，不是传统次级劳动力市场里的体力工人。未来的趋势是，无论传统的体力工人、蓝领，还是都市新蓝领，都会通过城镇化转变成新市民阶层。

至于是否会白领蓝领化，那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社会是否在向下流动？这种趋势在日本已经出现，就是三浦展所说的“社会下流化”，或者大前研一形容的“M型社会”，中产阶层在消失。中国是否也会如此呢？正如前面我所说，从统计学数据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橄榄型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还在不断打开，而且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出来后，我们也看到，社会结构中“土字型”上面的一横越来越长，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出现白领蓝领化的情况。

但不管是《失业白领漂流记》还是《夹缝生存》，都讲到美国白领失业后的阵痛，也都描绘了美国梦的丢失。传统的美国梦是只要你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就可以有车有房，过上相对比较舒适安稳的生活。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美国很多中产阶层已经和这样的美国梦脱钩了，很容易从追求美国梦中跌落下来。同样，中国社会在发生巨大转型，白领失业后也会面临阵痛，对于这些群体，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

零工经济要有兜底保障

第一财经：你在《失业白领漂流记》的推荐序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失业，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吗？”你认为有些失业是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一个社会应该怎样做才能破除这个困境？

严飞：说到结构性困境，就应该从结构性层面进行深度反思。

第一，继续保持社会向上流动通道，让整个社会有种能向上流动的预判，给予更多的确定性，最终发展成橄榄型社会。

第二，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体系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零工经济，零工经济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一位求职者或者打工人在不同企业、不同公司通过灵活用工来挣生活费，但他的五险一金到底该由哪家公司出？这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还没完全跟进，要把它做得非常扎实才能保障越来越多从事零工经济的人，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福利兜底服务。

第三，应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机构去关心失业群体，提供一些职业技能培训，给予他们心理帮助、家庭关爱。失业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心态失衡，涉及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如何进行心理调节等多方面问题。这些帮助不仅要有政府，也需要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通过多方力量去缓解、推动失业带来的问题。

我特别想说的是，失业并不是任何人的罪过，也千万别觉得就是人生终点。失业只是人生一道门槛而已，人的一生都会遇到不同的门槛，有不同的困境。我们要找到自己最有优势的点，去努力不断更新知识体系，重新走出家门走入社会。

总结下来就是，确实我们今天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会遇到事业阵痛，相信通过政府、社会、企业层面提供多元服务和帮助，失业并不是“夹缝生存”，最后还是会坚强生存。

《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

[美]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202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