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最佳的碳税收入回收机制组合，让碳税对更多家庭产生积极影响

导语

在VoxEU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克·范德普勒格和他的研究伙伴一起，用基于效用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碳税是否会对一个家庭产生积极影响。文中指出，一种既可以为他们提供补偿，又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式，就是从碳定价机制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不同目的的现金支付计划。如果大量人口能够受益于这样的“税收加分配”机制，那么这类政策就会得到越多的政治支持。然而，行为效应将会影响机制的实际效用，因此，一种更为现实的分析方式应当放弃中间选民推演，将凸显效应和伦理纳入考虑。

“税收加分配”的碳税收入回收机制

碳税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会让贫困人群受到不成比例的伤害。但是，征收碳税所得的收入可以通过一次性的支付计划，即“气候红利”（climate dividends），来返还给所有公民。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税收加分配”（tax-and-distribute）的碳税收入回收（carbon tax recycling）机制组合将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政治可行性，因为它将为原本因碳税而受到不利影响的贫困人群提供极大的帮助，并在降低能源使用价格的同时降低不平等程度，从而提升碳税制度本身的政治可行性和接受度。

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考虑采用这种“税收加分配”的政策。实证研究发现，大多数家庭将受益于这一政策：在美国，最低收入家庭因此受益的比例将达70%（Horowitz et al. 2017）；在德国，会因此政策受益的家庭约占67%（Edenhofer et al. 2019）。绿色税收和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所带来的双重红利表明，“碳税加红利”（carbon-tax-cum-dividend）的机制会比其他形式的碳税计划有更好的表现。

行为效应的影响

本文使用了基于效用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碳税是否会对一个家庭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方法涵盖了消费品和休闲时间的价值，以及碳税、“气候红利”和较低的所得税会对这些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了正确地评估“碳税加红利”的政策机制，我们必须考虑到家庭和企业因碳税而可能产生行为变化，即“行为效应”（behavioral effects），及其对价格和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潜在影响。

征收碳税会降低购买力、劳动力供应和应税收入（taxable income），因此政府会面临税基减少，进而会使可用于一次性退税的资金减少，或者导致必须以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为代价来提高劳务报酬所得税（labour income taxes）。如果用提高劳务报酬所得税的方法来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那么劳动力供应和所得税税基将进一步被侵蚀，从而使可发放“气候红利”的财政措施数量进一步减少。

征收碳税也能够鼓励家庭和企业用清洁产品替代污染产品。如果市场对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因碳税制度而产生较为强烈的反应，那么整体的碳排放量就会大幅下降，但碳税收入也会因此减少，随之削减“气候红利”的空间。然而，如果价格敏感性较低，那么碳定价对于促进绿色经济而言将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作用，而会在增加公共收入的层面发挥更大的效用。在这一情境下，征收碳税将能够用大量的一次性碳税收入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从而达到降低不平等程度的目标。

行为效应会影响碳税的政治经济学。如果将所有的碳税收入都用于一次性退税的“气候红利”中，那么劳动力供给和所得税的下降幅度会远大于碳税收入的增加幅度，并且红利必然是负的，而这便会加剧不平等程度。因此，为了同时提高政策效率和公平性，碳税收入在被用于“气候红利”的同时，必须有一部分被用于降低所得税以维持或增加劳动力供应，因为这也是为“气候红利”提供资金的来源之一。

如何赢得多数支持

本文使用了德国家庭支出的详细微观数据来量化这些影响（van der Ploeg et al. 2021），并发现，只有30%的人将会从单纯的“碳税加红利”政策中受益。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形成对比的是，本次研究发现，碳税制度在政治上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然而，如果碳税收入的一半被用于降低所得税，另一半被用于为所有人提供资助的“气候红利”，那么受益群体的比例将超过50%。如果使用有效且正确的沟通方式，政府将可以在政治上为碳税制度赢得多数人的支持。

一些早期研究中注意到，“碳税加红利”的政策建议一再被拒绝。在制定和传达气候税提案的实际益处时，行为方面的信息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对个体行为展开详细研究，也可以用调查问卷对个体行为进行定量测试，但我们无法将个体信息与投票模式相结合。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推行政策后的效用结果，因为这将使我们能够将个别家庭的详细信息与不同政策组合的效用影响相结合。

任何一种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都不能在缺乏广泛政治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多数支持，无论它会对公平、效率或排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图1描绘了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0欧元的碳税，并将碳税收入用于“气候红利”而非降低所得税时，会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因此受益。橙色实线代表消费和劳动力供应受到行为效应影响时的情况，蓝色虚线则代表不受影响时的情况。

通过图1左图的上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当忽略行为效应影响时，碳税收入被分配到“气候红利”的金额越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就会越高。然而，如果考虑到行为效应的影响，那么碳税收入被分配到“气候红利”的比例到达50%时，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会达到约55%的稳定值。而当分配比例高于50%之后，更多的公众会出现态度扭转，导致政策所获得的整体支持度迅速下降至30%左右。

图1左图的下半部分描绘了所得税在给定“气候红利”的情况下所需的降幅。当碳税收入被分配到“气候红利”的比例上升时，红利的规模和所得税的降幅也会上升。如果忽略行为效应影响，那么“气候红利”的最大值可达每年1150欧元；而当出现行为效应影响，有更多的家庭转向了更为清洁的消费方式时，“气候红利”的最大值则会降至1020欧元。如果将碳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那么在忽略行为效应影响时，所得税的降幅最高可达15%；而当出现行为效应影响，减税促进了就业并提高了效率时，所得税的降幅最高可达20%。额外的税收也会让所得税相应地再降低5%。

如图1右图所示，由于碳税会使消费价格上涨，因此消费对于家庭的吸引力以及人们的工作意愿都会降低，从而使得税收收入减少，导致政府必须通过提高税收来维持同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在目前的税收水平之下，被用于“气候红利”的碳税收入比例最高仅能为80%，若想提高这一分配比例，税收水平就需要再提高5%。

受益和受损的究竟是哪些人群

当仅仅关注受益人口的比例时，我们会看不到受益和受损的究竟是哪些人群。因此，本文分析了每个家庭的等价差异（equivalent variation），即一个家庭愿意为一揽子政策支付多少经济成本。图2描绘了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0欧元的碳税时，不同的政策会让各收入层级受益还是受损（按应税收入排序），图中点的大小反映了人口的相对权重。

通过图2的左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不推行任何碳税回收机制，将碳税收入全部用于政府资金预算的情况下（橙色），所有的点和虚线的趋势线都在负值区，意味着所有人都将因此受损。在将所有碳税收入用于降低所得税的情况下（蓝色），因收入过低而无需缴纳所得税的家庭（约占总数的30%）将不会因此受到明显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本就会因减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最富有的家庭（约占总数的15%）所获收益将最为显著。

当将“气候红利”作为唯一的碳税收入回收机制时（绿色），受益者和受损者则会出现翻转，受益者为大多数的低收入家庭，大多数的高收入家庭则会因此受损，但总体而言受益者比例并不高。将这三种情况综合来看，虽然把降低所得税作为碳税回收机制（蓝色）将更多地惠及较高收入水平的人群，但总体而言它会使更多的人受益。这样的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图1左图所示的政治支持趋势变化。

图2左图中的数据云所描绘出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即使考虑到了收入差异因素，碳税对不同人群的潜在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在同水平收入群体内部也会导致相当大的等价差异。然而，关注收入对于理解碳定价的分配效应而言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位于后50%的人会倾向于免征碳税，除非碳税收入能够以“气候红利”的形式返还给他们，而收入水平位于前50%的人的态度则与他们恰恰相反。

“气候红利”通常与碳税收入相依存。然而，这并没有考虑到碳税会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没有考虑到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观念改变。使用一个家庭的等价差异作为衡量标准，并将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进行整合，这样的方法可以克服上述两个缺点。如果加总后的表现是积极的，那么就表明愿意为此政策提供支持的人更多，并且受益者可以为受损者提供补偿。

图2右图中的黑色虚线表明，采取什么样的一揽子政策将决定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只有当用于“气候红利”的碳税收入比例小于60%时，等价差异的总和才会为正。为了推行这样的政策，收入水平位于前50%的人必须为后50%的人提供补偿。

总结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控温目标，我们必须扩大碳定价机制，并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和标准。这样的改革措施面临着政治上的障碍。直接的转移支付计划或“气候红利”、将碳税收入投入一般政府预算或降低所得税，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前者更具吸引力。虽然这一推演很简单，但它忽略了可能产生的行为效应影响，因此或许会导致具有误导性的政策结论。

如果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是内生的，那么将碳税收入全部用于“气候红利”的一揽子政策将让过半数的家庭受损。然而，如果将碳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降低所得税，那么劳动力供应和所得税的基数就会扩大，因此会有更多人看到净效用的提升。

本文以德国的数据为例发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通过降低所得税的方式获得税收返还，那么将有过半数的德国人会支持该政策方案。然而，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英国的数据则得出了更为悲观的政策结论：将提高社会保障金、一次性退税、降低所得税作为碳税收入回收机制，受益家庭的比例将分别为35%、19%、11%（Paoli 2021, Paoli and van der Ploeg 2021）。因此，每个国家必须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政策组合。

人们需要意识到凸显效应（salience）的重要性。对于提高碳税和降低所得税这两者而言，人们对于前者会有更强烈的反应，人们可能会拒绝碳税及合理有效的收入回收机制，即使他们会因此获益。调查证据表明，法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碳税加红利”的政策，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的政策从气候角度来看是无效的，并且是一种累退税收（Douenne and Fabre 2020）。

此外，这类政策的宣传收效甚微。虽然某一套政策可能有利于中产阶级，但由于它会对低收入群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在伦理上它们将不会受到欢迎。一种更为现实的分析方式应当放弃中间选民（median voter）推演，将凸显效应和伦理纳入考虑。（编译：邵玉蓉/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