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极为崇敬地引述了一个戏剧故事:
“在保存了著名的雪村所绘的达摩图的细川侯的宫殿,由于守护武士的疏忽,不慎失火。武士决定不惜一切抢救出这幅杰作,他冲进了熊熊燃烧的殿堂抢出来这卷挂轴,却发现所有去路都被烈火封住。他想到的只有这幅画,于是抽出剑剖开自己的身体,撕下衣袖包好雪村的作品,塞进自己的伤口里。火终于熄灭了,余烟弥漫的灰烬中躺着一具烧得半焦了的尸体,里面藏着那幅免于火难的杰作。这个故事令人悚然,但描绘了我们忠诚的武士献身精神,以及我们赋予杰作的伟大价值。”
《茶之书:一席茶里的大文章》
[日]冈仓天心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湖岸2020年6月版
对(大师杰作所体现的)极致之美的无限追求,却导向对人自身生命的否定,因为极致之美是更高更神圣的宇宙秩序的体现,在它的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显得微不足道。达摩图所代表的禅宗的自然理想,藉由武士极其违反自然的自剖和牺牲行为,才得以留存下来。上述冈仓天心所引的故事,其来有自。日本最早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现报善恶灵异记》《本朝法华验记》等,里面有很多佛教法宝遭遇大火而不毁的“灵异”故事,比如这则《愿西尼所持〈法华经〉遇火不焚》:
“一天深夜时分,寿莲家中失火。大家惊慌失措,首先忙着抢救财物,忘记了这部《法华经》。后来,房屋尽皆烧光……第二天,为了收集钉子等铜铁什物,很多人在火烬中寻找,找到卧室附近时,发现有一个鼓起来的东西。人们好奇地拨开灰土一看,原来是盛装《法华经》的匣子。匣子虽然已经烧毁了,但是八卷经文却没有丝毫烧焦之处……”
平安时代末期(约1110~1120年前后),这些佛教故事被统一编集成《今昔物语集》,其中如《河内国八多寺佛像入火不焚》《沙弥所持〈法华经〉遇火不焚》等,都有着相似的情节与结构。可见宝物在一场烧毁一切的火灾浩劫中幸存下来,是一个在日本源远流长千年以上的民间故事原型。而考察同一个原型在不同时代的变体,正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中什么因素在特定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
《今昔物语集》
北京编译社译、周作人校
新星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比如,日本中世纪武士道“圣典”《叶隐闻书》,卷十记载的一则轶事,同样出自“遇火不焚”的故事原型,情节上与冈仓天心所引故事更接近,却有一些细节差异值得细细玩味:
“磐城中村城主相马殿下的宗谱……是日本第一宗谱。某年,相马屋敷发生火灾,相马殿下叹息道:‘屋敷和家用都是能造出来的东西,即便全部烧光也不觉得可惜,唯有当家第一重宝的宗谱抢不出来才觉得遗憾哪。’一个侍从说:‘我去抢出来。’……说着,飞身跳入火中。等火灭了以后,相马殿下吩咐要找到那位侍从的尸骸。人们找了许多地方,最后发现他被烧死在庭院里。把尸体翻过来一看,血从肚子里流出来了,原来那侍从切腹,把宗谱装入腹中,结果宗谱完好无损。从那以后,这份宗谱被称作血宗谱。”
《叶隐闻书》
[日]山本常朝 口述、田代阵基 笔录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2月版
对比《今昔物语集》和《叶隐》里的两则故事,可以明显看出,前者中那个烧毁的匣子,被后者中自剖并烧死的武士尸骸所替代。个中原委,或许在于武士阶级产生于平安时代后期,当时甚至还没有“武士”这一称谓。并且奈良、平安时期,佛教初传日本,为了得到弘扬,必须强调其法力。因此在早期的故事中,被突出的并非保护法宝的守护者(虽然拥有法宝者的虔诚也是必需的),而是法宝本身的法力无边,能够趋利避害。
到了中世纪,幕府秉政,武士政权建立,强调牺牲精神的武士道逐渐形成,于是在宝物与大火之间便被插入了一个更具能动性的守护者,正是由于守护者的强大与奉献,才能保证宝物的存在与传承。而这故事结构上的微妙变化,正对应于天皇(万世一系的神之家族)与幕府(强有力的宫廷守护者)对峙的政治结构。
从《叶隐》里的轶事,到冈仓天心引用的戏剧故事,又是一变,对应于日本从中世到近世的转折。关键的一点是,《叶隐》里的武士剖腹所藏之物并非名画,而是宗谱。可见,对武士道“圣典”来说,美固然重要,但还未占有后来那么高的位置。《叶隐》的中心概念是死,所谓“死之彻悟,就是每天都在死之中”。当然,武士之死被一再强调要“漂亮”,但死与极致之美并未完全合一。只是在冈仓天心所引的近代版本中,当象征伦理传承的“日本第一宗谱”被替换为象征艺术最高成就的雪村的达摩图,才完成了美与死的完全合一。
冈仓天心在描述与茶道息息相关的花道时所说的一段话,却再好不过地诠释了他所理解的武士道的精神世界,这绝非偶然:
“为什么只能乐生不能乐死呢?生与死表里一体,如梵天的夜与昼。我们以不同的名目崇拜冷酷的慈悲女神——死神。拜火教徒从火中迎接吞噬万物之神的影子,日本神道教的信徒至今仍拜倒在剑魂冰雪般的纯洁下。神秘的火焰烧掉了我们的缺陷,神圣的利剑斩去了欲望的羁绊。从自身的灰烬中诞生出崇高的希望的化身凤凰,于自由中我们实现了人性的高蹈。
如果我们能展开新的形式使世界的观念高尚,我们为何不能折花呢?我们只是让她们与我们一共向美敬奉。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了纯洁与朴素,这样的行为理应得到宽恕。茶道大师因此创立了对花的崇拜。”
再一次,冈仓天心作为深通艺术之精髓的人,能够体会其中的尺度所在——“他们不是随意折取花木,而是按照内心的艺术构想审慎地选择一枝一叶。如果不慎使用了超过必需的花枝,他们会感到羞耻。”但是有多少人能始终把握好这一审美乌托邦的现实尺度?一旦超出了“必需”,会发生什么?尽管冈仓天心的目的是要为花道辩护,但其实对其中的某种道德困境是颇为明了的。他指出:
“大约在15世纪,花道和茶道同时诞生。在我国的传说中,最初的插花源自佛教徒,他们心怀对一切生灵的无限忧虑,把那些因暴风雨而四处散落的花朵收集起来,放入盛水的容器。”
所以从起源看,插花的确是一种自然的艺术,它只是对枯枝败叶的珍惜和“物尽其用”。即便是作为一种必需的装饰和欣赏,也应该更多地赞扬花匠,因为“莳弄盆栽的人远比拿剪刀的人有人性”。而且“即使是把花种植在花钵里,我们也有自私的嫌疑”,因为“为什么要让植物远离原生的环境,在陌生的地方盛开呢?这难道不像把鸟关进笼子,强迫它唱歌交尾一样吗?”真正自然的赏花不是花道,即便再强调自身美学上的“自然”特征,花道总是一种人为的秩序,是供人玩赏的矫饰的自然,而“理想的爱花者是那些在花的故土拜访花的人”,比如陶渊明、林逋、周敦颐、光明皇后。
茶道也是一样。可是从冈仓天心的美学主义出发,他是绝不愿意否定茶道和花道的价值的——那毕竟是日式美学的精华所在。怎么办呢?只有从理念上加以调和。所以他必须为自然本身设置一个更高的、更值得趋向的目的,以作为否定原初自然的理由,“如果我们能展开新的形式使世界的观念高尚,我们为何不能折花呢?”这样就能“让她们与我们一共向美敬奉”了。死是为了达到更极致的永恒和自由,所以它是值得的,就如樱花的凋谢:
“也许花朵自己也知晓其中的全部意义。她们决不似人间的懦夫,有些花为死而自豪——日本的樱花就是如此,当它们任风自由飘落之时。不管是谁,当他伫立在吉野或岚山满天飞舞的花雪前,一定会懂得这个道理。”
通过为自然本身设置更高、更自由、更完美的永恒自然,冈仓天心偷换了自然的概念,从而得以自圆其说。实际上,这是整个包括茶道、花道、艺道、武士道等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中概念转换的秘密所在。这样,《茶之书》以茶道大师千利休武士道式的自杀来结尾,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在举行了郑重而悲壮的“临终茶仪式”之后,这位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茶人换上洁白的长袍,吟诵了绝命诗,然后用一把闪着寒光的短剑自尽。
“微笑浮现在他的面容,利休步入了未知的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