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会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我们为何会做自己不愿做的，想自己不愿想的，感受自己不愿感受的？要想基于史实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弗洛伊德的著作。

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他提出的内驱力概念：一种刺激或压力来源，一种基于心灵运作内容所产生的要求。

弗洛伊德眼中的内驱力就像是一种物理作用力，由一定数量的能量发动，并受到反向作用力的制衡。

作为一个研究心理的神经学家，弗洛伊德假设，所有内驱力背后都存在两种生理因素：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以及“心流”，后者是能量的一种非特异性表现。这个概念之所以会相对模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只用科学术语解释精神痛苦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他是在医学和哲学之间，以及心理和生理之间寻求人类行为问题的答案的。

弗洛伊德需要一个理论，以解释人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行动、思考和感受。弗洛伊德曾是维也纳心理学家约瑟夫·布罗伊尔的追随者，因此，他很早就接触过布罗伊尔的一个患者，正是这个人的奇怪症状对弗洛伊德的心灵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位患者不敢喝任何玻璃杯里的液体。在治疗过程中，她回想起来，这缘于自己在家庭教师的家里，她曾看见一只狗喝了玻璃杯中的水，这让她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患者对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的记忆，尽管没有进入意识层面，但从青春期一直保持到了成年期。

因此，弗洛伊德假设，源自经验的情感状态能一直幸存下来，并隐藏于无意识的深处。在弗洛伊德看来，类似这样被压抑的记忆，是几乎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即便它们已漂过了意识的边界，但其中对某些客体或事件的心理表征还是能持续引发精神痛苦。

被压抑的记忆以及它们所附带的情绪，会作为一种能引发某种特定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令弗洛伊德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当下需求与这些早期记忆之间所发生的无法避免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让他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即从童年开始，人类的内驱力就遭到了社会规范系统性的压抑。因此，无意识的领域变得极为宽广，其中不只有思想和记忆，还包括内驱力本身，即基本的生物需要和冲动。它们之中最主要的是性驱力或死亡驱力，而这正是导致人类具有攻击性的主要根源。

死亡驱力的目的就是要狂暴地毁灭世界，包括毁灭自我。对弗洛伊德而言，所有精神活动的目的都是释放心理压力，缓解这些由被忽视的内驱力所积累起来的紧张情绪。而这种需求往往表现为愿望和迫切的希望，只要能减少心理压力，我们都会因此而感受到快乐。

由此可见，并不只有痛苦的记忆被分流到了无意识领域，那些被我们扼杀于早年的大多数基本内驱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这个看不见的地方。

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无意识是由经验形成的一套复杂的符号语言，它掩盖了我们内驱力中社会层面所无法接受的内容。这种“精神炼金术”涉及把被压抑或未实现的内驱力转化为恐惧症、强迫症或其他神经症。当无意识的心灵把日常生活中的元素重塑为经过编码的欲望表征时，梦的超现实场景就成了这些转化发生的主要场所。

弗洛伊德的理论借鉴了英国心理学界功能主义和联结主义学派的观点，即经验能使欢乐和痛苦与特定的现象产生关联。对弗洛伊德来说，正是被压抑的内驱力最终导致了这些关联，它们共同产生了某种情感或情绪滤镜，使得一个人能以特定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此外，这些关联全都被嵌入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之网。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刺激也许会与其他刺激关联起来，而原先附着于某个客体或观念的情感也会逐渐转移到另一种客体或观念上。

弗洛伊德针对动机是否同时与生理和心理存在着关联投入巨大的心力。他说对了，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刺激，都能引发情感反应，而这一过程也能引发强烈的痛苦，不过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性力量并不一定总是明显的。

总而言之，他认识到心理健康和心理扭曲的分界是飘忽不定的。构成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因素并非被埋没的想法，或者一些时不时地便会浮到意识表面的记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都属于“前意识”。相反，无意识有它自身的结构、规则和动力，它们围绕着远离意识的那些内容。

弗洛伊德提出假设，即内驱力一直存在于无意识中，因为它们的内容恰恰与文化的基础相对立。他把压抑欲望的力量比作“传说中的提坦巨人，他们自从洪荒时代起就承受着由战胜他们的诸神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山峰所带来的重量，而这些山峰甚至至今还在震动”。

直到后半生，弗洛伊德才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心理结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本我是攻击和性欲内驱力产生的根源，就像一口沸腾着开水的大锅。本我是没有组织、没有集体意志的，其只会遵循快乐的原则，不断追求本能所需要的满足。这些不断扩散的能量会升华进入自我意识，成为一种更成熟、更综合的自我概念。

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证据能支持弗洛伊德的假设。弗洛伊德能找到的与无意识稍有关联的唯一证据便是记忆：如果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我们都能想起同一件东西或事情，那么这个记忆必然存在于大脑中的某个中转站。

此外，任何有关精神分析临床效果的研究必然最终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的临床研究策略通常就是将各种证据纳入一种有组织、可理解、有说服力的整体中。

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在1910年写道：“当我们用某种无意识来赋予意识连贯性和连续性时，我们就自愿离开了事实的范围而走向了虚构的领地。”

即便将对心理的研究从道德和理性层面转向了具有易变性的欲望层面，弗洛伊德还是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使后人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但同时，连弗洛伊德自己的门徒都在哀叹，说弗洛伊德没有给予情感问题以足够的关注。正如研究弗洛伊德的一位学者所言：“对于情感，我们没有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做出系统性的描述。”

另一位研究者则将弗洛伊德的情感理论描述为“断断续续”和“没有重点”。选择将无意识界定为所有内驱力的来源，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场徒劳：通过聚焦于意识的特殊状态，比如催眠和梦，弗洛伊德未能证明他的理论与日常的精神生活有何联系。

到了20世纪末，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持者，只剩下了一群人数日益减少的临床医生和理论家，并且这一学说的影响也日益式微。

弗洛伊德的衰落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带有幻想性，把所有的内驱力都简化为性和攻击性，还因为他试图用以根除精神病理现象的精神分析法或谈话疗法，最后的临床实践均以失败告终。

随着学者日益批判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内容也逐渐开始被视作治疗师的内心投射。毕竟，弗洛伊德拒绝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患者也能从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获得真知灼见。

通过巧妙的植入暗示，治疗师可以说服患者，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幻想的某个故事不但有可能发生，还一定是真的。按照一个学者的观点，这一过程更像是在创作戏剧脚本或指南而不是在进行科学研究。

这并不是说治疗本身就没有价值，除了不断完善某个既定的故事，治疗师还可以和患者合作，开发出一套新的戏剧脚本。我们所有的经历和对未来的焦虑都会始终决定着自身思考、感受和行为的内容和方式，但这些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东西总能被识别出来，或者可以从一个更美好的角度来看待。

弗洛伊德学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默默无闻，最初只是一个空有抱负的剧作家，直到后来才成了心理学家，他就是西尔万·汤姆金斯。

汤姆金斯像弗洛伊德一样看重知识的原创性，拒绝让自己的理论屈服于已被广泛接受的科学教条。然而，他几乎没有对精神病学界产生任何影响。尽管汤姆金斯同意弗洛伊德的说法，即精神疾病的本质最终都是情绪上的问题（一种感知障碍），但他还是认为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将此与内驱力理论扯在了一起。

从创伤性记忆的不断重现中，弗洛伊德看到了一种渴望重生并期待能再次获得救赎的隐秘愿望。陷于创伤不能自拔的患者总是会以“如果……就好了”的句式将懊悔表达出来，比如：如果我躲开那颗子弹就好了，如果我救了那个孩子就好了。

然而，对汤姆金斯来说，比内驱力或满足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为何会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为何无法摆脱它们的控制？

比如，从士兵被战争中的创伤性记忆不断折磨的情况中，汤姆金斯就没看到有什么愿望实现在起作用：这种创伤的反复发作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

不再为湮没或隐藏的欲望设定完整的故事，汤姆金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能重新激活这些创伤性记忆的力量，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研究它们。汤姆金斯在意识，或者说在注意中发现了答案的雏形。

在过去的60年里，认知科学的研究重点又逐渐回到了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大脑如何表征周围的世界（声音、气味、图像和思想）？信息在神经元和神经突触中传导时是如何进行处理和转换的？

摒除了认为“只有观察到的行为才能被研究”的教条思想，认知科学缓慢而坚定地重新开启了对人类经验的探讨。当科学家把他们的关注焦点从行为转向意识时，信息的获得、加工、储存和转换就成了重要的研究主题。

然而，这种研究思路还是没能尝试理解主观经验现象，即我们在感受、思考和生存的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对弗洛伊德来说，理解心灵的核心在于内驱力，而非经验。情感则仅仅是一种有意识的知觉，其根源还是欲望，比如性驱力或死亡驱力。而汤姆金斯则把情感视作一个类似于内驱力、知觉、记忆和认知的独立的研究对象。

如果说内驱力代表生物性的需要，那么情感则是我们对环境的一种内在反应，它可能会强化内驱力，也可能会抑制它：汤姆金斯认为，当兴奋性情感缺席时，性驱力将会变得软弱无力。

汤姆金斯通过毕生研究最终确定了9种基本情感，其中包括兴趣、恐惧、痛苦、愤怒和屈辱。尽管这些情感能激发思想和欲望，但这一过程本身是自发且几乎难以被人察觉的。

很多与汤姆金斯同时代的人通常都会忽视主观体验，而偏爱客观的、可观察到的行为。

心智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它到底是如何感受的，科学界对此并没有提供什么说法。

然而对汤姆金斯来说，情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我们通过它能认识世界。我们的精神生活并不由知觉（我们听到、触到、尝到或想到的东西）来界定，相反，恰恰是这些知觉带来的情感状态决定了这一点。

在20世纪的整整100年里，汤姆金斯的主张慢慢获得了科学界的认可：经验主义者开始在心理治疗中强调感受的作用，而认知主义者如艾伦·贝克和阿尔伯特·埃利斯，也都开始把情感纳入了他们的心理病理学模型中。

埃利斯把斯多葛学派的理念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他认为，“错误”信念是导致人产生痛苦感受的根源。痛苦是由功能失调性信念或扭曲的世界观所导致的副产物，如果将这种信念和世界观植入正在进行信息处理的系统中，也会产生如信息技术顾问所说的系统性错误。

根据埃利斯的理论，贝克指出，仅仅屏蔽或忽略这些令人痛苦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在功能上带有自发性。他的策略是，让痛苦背后错误的逻辑以及荒谬的想法主动浮出水面。

认知行为疗法正是以这个理论为前提：

如果我的功能失调性信念被揭示出来不合逻辑，那么我就会意识到自己误读了某一情境这样，假以时日，我就能重塑自己的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