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要关注弱势群体

在2019年的著作《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中，贺雪峰将20年的乡村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实地经验带入书中。与经济学家们类似的是，他赞同持续的、高效的城市化发展，以便吸纳更多的乡村人口。但不同的是，他更多是从社会学家角度，同时也关注大多数不及东部发达的农村、农村弱势群体的工作与养老，以及城市打工人群的心理稳定感等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诸如中坚农规模化运营、农村互助养老、精神福利生活建设等具有社会人文关怀的乡村建设方式。在采访中，他也给出了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个人解读。

Yi：YiMagazine

H：贺雪峰

Yi：你对近年来国家发布的乡村振兴政策有什么样的解读？除了2017年到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6月又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你怎么看？

H：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是战略性的，它不是战术，不是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完成的。这个战略实际上政策说得非常清楚是三步走，2018年到2020年是建章立制的阶段；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2050年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现在还有近30年时间，到取得决定性进展还有15年。

为什么定在2035年？我个人理解，到2035年，我们的城市化基本完成了，城乡关系的重组基本确定，这个时候“谁在乡村，用什么方法，资源的基础”都比较明确。这个时候总体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准备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特别大，它发展得不平衡已经是现实。发展不平衡最典型的就是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它们的乡村已经工业化了，农村已经属于城市工业带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的农民都已经实现了家门口日常产业的就业。那么这些地方的乡村振兴其实是城市的补偿机制，因为它可以为城市提供土地资源化，甚至财产化。从这个层面来说，现在浙江搞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中西部地区不是一回事。中西部地区如何发展要因地制宜。

第三个就是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有机衔接。有机衔接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脱贫攻坚战略任务完成了之后，现在最主要的就是防治返贫，保护我们的脱贫攻坚的成果。

Yi：到2035年之前的乡村发展路径是怎样的，你的观点是什么？

H：日本有大概1.3亿人口，但真正为几个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农户只有150万户。我们今天有超2亿农户，人口是日本的10倍，农户数量是他们的100多倍。日本也是小农经济，土地面积比较小，但日本是山地国家，人均耕地比我们多得多。只有我们的农民转移出来，现有的土地资源才能让留下的农民适度地规模经营，这时候我们从事农业才能够保持适度收入水平，能够跟上时代。

所以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不是去城市化，中国今天的农村人口还是太多了，还是要大量转移进城。可以实现以下两点：第一，城市化率今天是60%多一点，我们要达到至少75%；第二，我们不仅要达到75%，而且进城的人要能够获得体面的就业和收入，他们能真正脱离农村，在城里也能体面安居。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乡村振兴，我认为到2035年之前，要做的其实有两件事：第一，继续让城乡关系重组，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化基本完成；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弱势群体，当他们在城里没办法体面生活的时候，在农村里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体面地生活。农民有一个家，是个底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很重要的是要为农民中的弱势家庭和农民家庭中的弱势老年人振兴乡村，而针对弱势群体的乡村振兴，核心是补短板、保底线、打基础。

Yi：弱势群体在你说的8亿农民中的占比是怎样的？

H：虽然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他们的家人还在农村并且进城了也不稳定，所以他们是和农村有紧密联系的人口，发生风险的时候他们可以退回农村，我认为这一部分也应算入农村人口。总体来讲，这8亿人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都很少，权力资本更不用说。所以在他们进城之后，我们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让他们最终在城里稳定下来。

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中，也有劳动力比较少、家庭中有伤残人员、劳动技能不大行、社会资本比较少的弱势家庭。这一部分至少有三分之一。我们现在支持家庭农场主，支持去搞经营的那些农民，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是资本化程度比较高的。今天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是穷人的一亩三分地没人支持；其次农村的老年人也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当失去了生产的能力，最后又没有退休金的时候，他在家庭里面地位就非常边缘。所以，农民整个是弱势群体，但在这个弱势群体中，还有更弱势的群体，我们到2035年的乡村振兴的重点应该在这里。

Yi：农民转移出来，农村留下一些资源，从而形成一个适度的规模经营。但谁来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

H：有一部分年轻农民不能或不愿意进城，他在农村里仅仅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面积太小，收入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城，原来的土地和生意转让出去了，在农村获利的机会有了一个让渡，没有进城的农民就可以借此扩大耕种面积，增加了收入机会，成功变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甚至他们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农民，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均衡。这一部分中坚农民（中农）数量不大，大概占10%，但是特别重要。他们从经济上讲叫中坚农，从社会组织上讲叫中坚农民，是自动产生的。

Yi：你认为政府应该为中坚农提供怎样的社会化服务，以便让他们在乡村中稳定下来，甚至可以进一步帮助其他更弱势的群体？

H：我说两件事情，第一，比如现在大量的农民进城，城乡关系重组，过去我们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承包经营权，这是多少年不变的，所以农民的土地当时为了公平都分得非常细碎。这就导致比如中坚农民他们种植的面积有100亩，但它们分布在村子的东西南北，那么机械化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土地的细碎造成了如今农业劳动力和金钱的高投入。但在乡村振兴中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第二，成立老年人协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跳舞唱歌，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有了组织，还能介入家庭纠纷的调解、生老病死的看望，只要生活能自理，还有生产能力，那么就是人生的第二春。我们可以将年轻能动的老年人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养老，专门照顾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少量收入，但可以缓解农村的养老危机。这样就不需要靠市场养老，因为市场养老成本非常高。

Yi：在中国，小农经济的现状和农业的现代化之间如何调和？

H：十九大报告里总书记也有提到，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们发展现代农业，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它并不排斥小农，甚至不排斥老人农业。因为我们发展农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它的现代化，农业还有两个功能：一是粮食安全；二是为农民家庭提供就业，这很重要。发展我们农业现代化的目的是中国式的，不仅要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而且要为2亿多农户提供就业机会。

Yi：你所提倡的乡村文化建设指的是什么？

H：2005年我出过一本书，也是我的文章的汇编，题目就叫《乡村的前途》，我在其中提出了一个说法叫“低消费高福利”。虽然农民在农村物质消费比较少，但精神福利事实上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能和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和谐相处，更能够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处。最终反过来讲，你说它是不是也是一种低碳的生活？他不需要很高的收入，大量都可以自给自足。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探讨的。

Yi：怎样建立这种精神福利生活？

H：比如老年人去养老院，他就成了需要退休金包括子女养着的客体，但在农村里，他就是主体。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他就去劳动，不能劳动就互助养老，在农村他就会觉得自己有社会价值。和大自然结合，有自己的老年伙伴，也有自己的家，在家里可以做主，还能种菜，是主体。他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质量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