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是否进入新一轮滞胀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全球经济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物价上涨的趋势明显。不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复苏之中,与通胀上行的方向一致。但是,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物价特别是PPI大幅上行。
在我看来,当观察到经济下行与通胀上升同时出现时,就可以用“滞胀”或“类滞胀”(quasi-stagflation)来描述这种经济运行的状态。当前全球经济显然陷于“类滞胀”格局之中。滞胀束缚了政策的应对空间,是一种极不理想的经济形态。要解决“胀”的问题,就要付出“滞”的代价;要解决“滞”的问题,就要付出“胀”的代价。因此,全球“类滞胀”格局的演化,将成为理解明年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主线。
欧美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胀”。推动欧美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紊乱和能源短缺。欧美经济修复推动需求增长较快,造成全球供需失衡,全球产业链上存在诸多堵点,物流成为最为薄弱的环节。此外,全球“脱碳”议题叠加极端天气造成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短缺,价格大幅上涨。
有观点认为,供给短缺是短期现象,因而通胀也是短期问题。事实上,通胀走势仍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是全球供应链紊乱或许不会很快消失,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能会加剧供需缺口带来的高通胀;二是美国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或将持续抬升通胀水平。因此,明年欧美通胀仍有可能超预期上行。
尽管美联储希望容忍通胀在一定时间内“超调”以达成就业市场“广泛而包容”的修复,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开始承认美国通胀的时长和强度都超出了预期,并表示通胀已满足加息条件。美联储很可能将于明年年中开始加息。若通胀未能如期回落,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提前加息。欧洲央行也可能改变货币政策态度,提前加息,从而威胁全球经济修复和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
总体上看,明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目前,我们的基准预测增速是5.2%。相对而言,中国的通胀形势尚算稳定可控。高基数影响下,明年PPI同比增速有望稳步下行,全年增速有望回落至3.9%,CPI全年增速小幅上行至2%左右。
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宏观政策受到的约束加大,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约束。为防止“滞”的可能,货币政策需要放松。预计明年中国货币政策总体偏向友善,主要通过保障资金面平稳和结构性宽信用的方式稳经济。但是从欧美的角度而言,治理“胀”的威胁,货币政策势必趋向收紧。所以,中美之间、中欧之间,货币政策呈现相反方向,可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产生一定掣肘。
二是财政政策约束。明年财政收支将进一步趋紧,使财政政策对经济扩张的提振作用受限。除了经济下行令税基收缩之外,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概率负增长,而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将迎来高峰。展望明年,考虑到“稳增长”的要求,财政政策仍需保持积极姿态。
三是产业政策约束。尽管今年四季度供给端受到“双碳”“双控”的冲击已有所缓解,但明年各地政府仍面临“双控”紧约束。能耗强度在当前水平上进一步降低,对能源和制造业的约束加强,煤炭、钢铁等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仍将面临管控。
四是防疫政策约束。明年或仍有零星疫情,仍将制约中国交通运输、餐饮等服务性消费修复,拖累居民收入修复,也对中国的国际交往和多边投资造成不利影响。
总之,明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而宏观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需要宏观管理部门具备极高的政策水平和调控技巧,以妥善处理好经济中“滞”与“胀”的关系。
(作者系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控制支出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而增加收入则依赖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两方面都与马斯克直接相关。
机构表示,美联储12月继续降息的概率仍较大,但明年通胀路径有较强不确定性。
欧元区CPI能否确定下一步降息前景,OPEC+部长级会议召开。
美联储在9月份会议上决定降息50个基点,表明其反应函数已经从关注通胀转向关注就业,并可能在未来保持“鸽派”姿态,以避免失业率上升。
美国8月CPI数据公布后,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预期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