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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当前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大转型

2022-01-12 16:12:36

作者:刘元春    责编:张健

由于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能源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重要因素。

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大转型

能耗双控、双碳战略要求中国生产方式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首先是成本增长,然后是成本增长促进技术替代,然后是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绿色收益获取。这种生产方式转变与一般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不同——一般技术创新带来的首先是成本的节省、利润的增长、需求的拓展,它会直接产生内生动力,绿色转型则首先是确权之后的成本分摊和成本增长,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市场动力不足,很多行动都具有公共品属性,必须政府先行,而且对短期GDP的拉动不明显。

碳排放具有空间无关性,是一种全球公共品,碳减排具有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任何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影响都是全球性的,排放带来的经济利益为排放者享有,而其不利影响需要所有人一起承担,反之,减排成本由减排国家或者个体承担,而全球受益。

能源是联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碳排放会受到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共同影响。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都高度依赖于能源,并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碳排放量。经济活动总量越大,对能源需求量越大,碳排放量往往越大。由于不同产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能源生产技术体现在可提供的能源类别中,不同能源类别碳排放因子不同,化石能源在供给结构中的占比决定了单位能源排放量。

能源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经济生产角度看,能源是必要投入要素,但不同能源类别碳排放因子不同,因此存在相对脱钩的可能性。各经济体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同人均GDP之间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但部分国家已出现脱钩趋势。一方面,随着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化石能源比例下降,带动产业发展低碳化,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助推碳排放转移。从生产侧核算原则下,部分国家较高的发展水平仅带来了少量的排放,呈现脱钩趋势,例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然而考虑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交易排放量往往从亚洲流向北美和欧洲。西欧、美洲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是碳排放的净进口国,而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净出口国。

我国碳排放仍然处在“总量高、增量高”的历史阶段,且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从流量角度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年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达101.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28%。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在这一节点开始加速上升,从2000年的33.5亿吨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92.7亿吨。随着经济增幅的趋缓以及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自2011年起增速显著放缓,年均增速0.02%,近几年又呈现出升高态势。同时,中国基于消费的碳排放量比基于生产的碳排放量低14%,是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净出口国。我国作为商品出口大国,其账户中的排放量将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用或消费。

从供给侧看,我国碳排放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总量高、强度大”的特点,与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给结构密不可分。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煤炭长期处于我国能源供应的基础性地位,占比从80%缓慢下降至65%。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是由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是我国碳排放总量高、强度大的主要原因。而煤炭行业作为一个碳排放的传统“大户”,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将面临挑战。

从终端需求看,我国制造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也是经济增长主力。能源消费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石,我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费量远远大于农业部门、建筑业部门、生活部门等的能源消费量,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费的50%以上。2018年,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量达到25.9亿吨标准煤,占全部行业能源消费的54.8%。目前,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并朝着制造强国的方向不断迈进。国家设置的短、中、长期三个目标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然而,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力的同时,也是我国碳排放大户,我国碳排放始终保持“二三一”型,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于工业生产,并且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这三个高碳排部门,这些行业集中度较高,且不断上升,抓住它们的能源消费量与能效水平,就抓住了碳排放的“牛鼻子”。

我国高耗能高排放制造行业的能效水平持续提升,目前已达世界先进水平。无论从直接还是完全碳排放强度,我国发电、供热、金属(钢铁、铝)等高耗能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军。2010年以来,我国近90%的工业废气排放都来自高耗能行业。2000-2017年,高耗能产业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2015年超过全部产业排放的80%。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平均碳排放增速仍在5%以上,2013年后增速有所放缓。我国自2005年开始实施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包括阶梯电价、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政策、能效“领跑者”计划、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主要高耗能行业基本实现全覆盖,2万余家高耗能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从单位产品耗能来看,我国部分高耗能行业的能效水平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例如煤电2020年度电煤耗平均为310g,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从全球碳经济的典型事实和中国碳经济的基本事实来看,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面临着众多复杂的挑战和约束,尤其是在短期内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稳定的条件下,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现阶段至2035年是低碳转型的重要蓄力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爬坡期,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为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方针,建立低碳体系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中国人民大学团队预测,若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2020-2035年中国GDP增长率须达到5%左右。如何实现减排不减能源消费、减排不减经济体量,是我国目前发展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发展阶段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短期内,碳排放量的限制构成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紧约束,对经济增长与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目标造成冲击。2020年制造业占中国GDP比值超过26%,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制造业也是中国能源消费最大、碳排放最突出的终端部门。一方面,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减排的达成极大程度依赖于节能与产业结构调整。而我国自“十一五”开始将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之一,三个五年规划期以来,在该指标的引领和倒逼下,我国高耗能产业通过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持续提升了能源利用效率,目前很多产品和行业的能耗水平都已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节能潜力已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由于短期内技术水平的稳定性,碳排放量的限制给传统能耗产业带来巨大的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比重所呈现的过早过快下降态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向好向快增长。应该注意到,高耗能产业比重并不是越低越好,完整的产业链、高端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也需要高耗能产业的产品提供原材料。制造业是全社会基础物质生产和产业创新的“脊梁”,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要吸取部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不能一味追求服务业占比上升、高耗能占比下降等指标,行业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在技术水平和需求结构稳定的条件下,碳排放量的限制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紧约束,碳减排的经济代价较大,社会将面临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短期权衡取舍。中国人民大学张红霞团队利用多部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模拟分析未来在达到GDP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结果表明我国三产与二产的相对比例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在中国GDP发展水平达到预期的约束下,减排技术进步、减排目标实现与制造业占比稳定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三元悖论”。具体而言,这三者难以同时达到:若要减排技术进步相对容易实现,又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减排目标就难以实现;若要实现减排目标,供给侧的减排技术进步又不够快,需要需求侧发力,则难以保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又要制造业的相对稳定,则必须要求供给侧发力,直接排放系数需要飞速下降,这对于减排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在减排过程中要妥善规划二三产业占比,不可操之过急。

从社会公平角度看,实现“双碳”目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影响减排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要纠正“运动式”减碳,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所以减排的过程中也要注重横向公平。横向公平主要指不同经济体或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等的碳排放权公平或减排目标设置的公平性。显而易见的是,减排需要付出经济代价。在技术、结构约束情境下,若要在短期内实现碳减排,只能通过压缩碳排放部门的生产规模、放缓经济增长来实现。在长期中,技术进步、经济与能源结构优化则是碳减排的主要途径。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碳减排都面临着高昂的成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其减排的成本也存在巨大差异。要在各区域和群体之间统筹分配减排责任,理清减排次序,纠正非理性无效率的“运动式”减碳。其主要表现为地方和企业面对双碳目标,未立先破,脱离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和全国统筹要求,或是盲目跟风表态,采用过严的管控措施,或是不作为,缺乏双碳工作的系统性研究,或是铺摊子,盲目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冲高峰”。这种“运动式”减碳叠加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会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产生大规模停电限电等现象,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内容来源: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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