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稳预期最关键 “持久战”不能打成“突击战”丨首席对策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20多次提到“稳”字，足见“稳字当头”的重要性。在国内“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及海外政策溢出不确定性背景下，“稳”被赋予了更多涵义。然而经济稳不稳的具体参照系有哪些？中央常说要把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何谓合理区间？是对标经济潜在增速，抑或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维持一个差距？又或者要将增速维持在完成两个百年目标、做好十四五开局和面向2035远景目标的大局下？相应的定性定量指标值得我们探讨。而在经历了多个行业的调整之后，怎样进一步寻找“稳”经济的抓手，释放更多增长潜能，也显得至关重要。

把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有哪些具体的参照系和定量标准？今年GDP增长目标如何设定？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外不稳定因素有哪些？“三重压力”下，还有哪些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谁的空间更大？房地产在经历一轮调整后，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

王一鸣的主要观点：

合理的增长区间是维持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附近

未来15年平均增速应该在4.8%左右

海外通胀外溢效应对供应链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地缘政治矛盾冲突 风险需持续关注

供给冲击已明显缓解 需求端压力仍比较突出

稳预期是关键 把握好政策调节的力度和节奏

不把系统目标碎片化 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赤字规模要与去年大体相当

上半年应加快财政支出进度 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

新基建不仅拉动投资 还能转化成收入带动消费

房地产金融化问题在逐步矫正

高增长时代结束了 但住房需求依然旺盛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 租售并举格局正在形成

合理的增长区间是维持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附近

未来15年平均增速应该在4.8%左右

第一财经：我们一直在说把经济稳在适合的区间之内，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系？比如说在未来要把经济稳在潜在的增长率附近，在您看来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定量的标准？

王一鸣：“稳”在当下我们指的主要是扭转经济下行的态势，使经济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从去年来看，我们经济增速是逐季放缓的，那么总体来说是前高后低。这个当中有基数的原因，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政策调整的因素。那么什么是稳？我觉得从定性上来说，经济就是不要大起大落、忽高忽低，处在一个稳定的增长态势。那么从定量上来说，就是保持潜在增长水平的附近，就是跟潜在增长水平大体吻合，我们可以把这个区间叫做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什么是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我们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的潜力所能达到的一个增长水平，这个在实际当中是可以估算的。

去年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速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回升，应该说这个速度是比潜在增长水平是要高的，去年是8.1%。但是如果把两年平均在一起，你会发现统计局已经公布了两年平均增长就是5.1%，那么如果把今年的增长速度再放进去，如果用三年平均的话，大概就在5.3%左右的水平。用这个平均数来反映我们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就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潜在增长水平上稳定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应该说与美国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自然就会进一步缩小。要实现2035远景目标，那2035年我们提出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人均GDP可能还要再翻一番，有的专家说到22,000~23,000美元水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15年经济总量还要翻一番。那么这样来倒推，我们未来15年平均增速应该就在4.8%左右，我们才能达到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从这个上也可以看出我们未来的潜在水平大抵在什么位置上。

第一财经：您认为今年还是要再定一个大概多高的目标，5%~5.5%左右？

王一鸣：我想今年如果要有一个定量指标的话，也会反映我们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但是今年的增速是要等两会以后，经过全国人大审议以后才会对外发布，我想这个速度应该反映我们现阶段一个潜在的增长水平。

海外通胀外溢效应对供应链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地缘政治矛盾冲突 风险需持续关注

第一财经：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词语，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从外部和内部来具体的来说，首先外部从目前来看，还有哪些可能具有溢出效应的不稳定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

王一鸣：外部现在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需求端，我们疫情以后面临通胀的压力，价格水平上升很快，它对中国有溢出效应，就是我们的PPI（工业品的价格）也会相应的受到影响。供给端主要是供应链依然面临一些冲击，比如汽车芯片，再比如海运的价格依然处在高位，那么还有最近油价也在迅猛的回升，这个对我们供应链的稳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当然外部的一个溢出效应就是美联储政策调整的节奏在明显的加快。最近一次议息会议明确了要加快缩减购债规模，同时可能加息的预期也会提前。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部对我们还是有很多潜在的影响。当然从政治层面那就更复杂了，地缘政治的这种矛盾和冲突还在激化。比如乌克兰事件，这个会对我们今年的经济稳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还有待于继续观察。还有中美关系依然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那么一些潜在的矛盾和风险还会有所暴露，这些都是外部的不确定性。

供给冲击已明显缓解 需求端压力仍比较突出

稳预期是关键 把握好政策调节的力度和节奏

不把系统目标碎片化 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第一财经：其实内部这两年也有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比如说像互联网平台的、比如金融行业、房地产都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同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三重压力，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未来还有哪些稳增长的抓手？

王一鸣：国内我们把它概括为三重压力，我觉得这种概括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重压力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供给端的冲击是有所缓解的，比如能源的供给方面，应该说明显的缓解。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一度经历了这种拉闸限电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已经扭转了。那么现在煤炭价格总体是趋稳的，电力供应也是稳定的；那么第二运力的紧张也有所减缓。从集装箱的运价指数来看，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当然现在汽车芯片还面临一些紧张，但是总体来说，随着西方国家这种产能的恢复，我觉得这种紧张局面会持续的缓解，所以我们说供给端的压力是减弱了。

那么需求端的压力现在依然还比较突出，比如我们消费端，就是消费延续了比较低增长的态势，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这种水平。但也应该看到它也没有再恶化，就延续了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我们测算预计今年一二月份零售的增长大概是4.3%左右，也就是说与过去两年是基本相当的，延续低迷的态势，但是没有继续的下滑。那么投资应该说现在还是不够强劲，受到地方这种融资平台转型的这种压力，就是包括地方土地出让收益大幅的缩减，那么对地方的基建的资金的筹集是有一定的拖累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基建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好转。那么房地产投资当然也继续延续一个回落的态势，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现在还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所以尽管我们说制造业投资还比较强劲，但是下一步也会受到出口增速放缓的一些影响，所以这种边际的压力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消费，无论是投资，现在这种压力依然存在。就是说供给端相对缓和了，这种需求端依然比较走弱。那么更重要的是三大压力当中，我觉得更关键的还是市场预期。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问卷，现在企业的预期应该说是略有改善，但是比较担忧的就是稳增长的这种政策力度够不够？无论是需求端和供给端，只要预期稳定了，它相应就会很快的恢复。那么稳预期也要把握好这种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比如双碳，新能源要立起来了，你才能去调整传统能源，就是要建立稳扎稳打，保持战略定力，不要把长期目标短期化。双碳是个长远的目标，你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把它搞定。那么不要把系统目标碎片化，不要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稳预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总书记在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总书记说政策的出台要有一个适应调整期。那么还有政策的执行，要避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所以这些我觉得对稳预期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个人认为只要稳住了预期，我们市场的活力就会激发出来，发展的动力就会激活，中国经济也会重现这种生机盎然的局面。

第一财经：稳住预期，其实也是稳住信心。

王一鸣：对，这个信心，我们经常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就是有了信心，你需求这个潜力才会释放出来。需求潜力释放出来了，你供给才会跟需求形成新的动态平衡，这个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赤字规模要与去年大体相当 上半年应加快财政支出进度

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

新基建不仅拉动投资 还能转化成收入带动消费

第一财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个宏观政策互相之间有没有谁有更大的回旋的余地？

王一鸣：当前应该说财政、货币政策都在发力，但是你说哪个方面更有回旋余地，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企业的信贷需求在明显的放缓。这种融资需求下降就是反映了可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还不稳定，它不敢去扩大投资。所以在市场预期弱化的情况下，企业贷款融资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金融就是再放松，它可能这还是没有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财政收支已经公布了，去年财政收入就是预算内收入增长了10.7%，支出只增长了0.3%，我们说就意味着财政有一定的结余。这个也表明我们今年财政政策加大力度是有空间的。那么从财政政策来看，我想今年一个我们的赤字的规模和地方新增专项债的规模能不能与去年大体基本相当，就是保持必要的力度？我说的不是赤字率，是总规模能够跟去年大体相当。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调入一些去年的财政结余资金，包括一些行业的利润来加大财政支出的强度。那么去年总体来看，财政政策比较后置，就是说它下半年力度更大一点，那么考虑到我们经济去年是前高后低，今年又可能是前低后高，所以我们今年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够适当的前置，加快自主支出的进度，来缓解上半年的下行压力。

那么财政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比如去年底到期的，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一些政策，优惠政策，比如所得税的优惠能不能再延期；另外可不可以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增值税纳税的起征点，有些小型的就可以免税了。那么还有包括社保缴费，对小微企业来说能不能适当的降低缴费标准，当然有些特殊行业能不能适当缓缴，比如一些服务行业它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适当缓缴，这个就是减税降费的政策。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现在要对经济能够启动要发挥作用，重要的就是适度超前投资。比如大数据、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现在也有些需求，比如城市的地下管网，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以前的地下管网，还有一些新型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那么还有新能源、风电、光伏储能设施这种新能源也是基础设施。总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带动这种社会投资，带动企业和民间的投资，然后这种投资有40%左右它会转化为劳务收入，那么它又会相应地来带动居民的消费，所以归纳起来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你说谁更有回旋空间？我的理解我们说财政政策应该适度的加大力度。

房地产金融化问题在逐步矫正

高增长时代结束了 但住房需求依然旺盛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 租售并举格局正在形成

第一财经：我们之前其实讨论了很多问题，都是涉及到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两年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但同时我们确实知道它是占中国体量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行业， GDP的大概1/3，链条非常长，您认为未来房地产行业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不同的角色？

王一鸣：房地产过去相当长一个阶段，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房地产也正在面临一些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我们需要说的就是去金融化，是对房地产过去一个时期，房地产这种金融化的一种矫正。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比如房企它的杠杆率要降到合理的水平，优化它的负债结构，那么推动房地产回归居住的属性，而不是金融的属性，来避免出现这种区域性的系统性的风险。那么房地产是不是有过金融化或者说过度金融化的问题，这个我们也很难完全回避。你比如房地产开发经营过度依赖金融杠杆、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然后房地产企业布局金融领域，投资持股，甚至控股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过去这些现象都有过，但是我们就是说现在也在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来逐步地矫正这些过度金融化的行为。

那么从趋势面来看，房地产平稳的健康的发展还是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个基本面支撑就是住房需求。你有没有住房需求？开始我说了老龄化了，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需求。这种住房的刚性需求，包括居民改善性的需求依然还是比较旺盛的。比如我们去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4.7%，那么年末的城镇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长了1205万人。这1205万人他有没有住房需求，当然有住房需求。比如租赁房、长租房，所以这个市场需求是存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它有改善住房需求的这种需求，真实的需求。

那么我们从市场来看，就是房地产市场供给也在逐步的调整优化，过去大量的集中在这种比较高端的商品房的这种市场，那么现在也在发生调整。现在中央提出要租购并举，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那么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的需求。这些我觉得都意味着我们正在加快构建一个更加完备的这种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的这么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格局。就是我们从过去这种房地产市场正在向一种新的结构在转型。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转型可能会有一些阵痛，但是转型完成以后，也会为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来创造条件。既要看到它已经高速增长，这种两位数的这种高速增长，这种阶段正在发生变化，但也要看到在未来相当一个时间，房地产市场这种持续稳定的发展还是由需求面来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