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成贵：农业资源配置应兼顾经济与社会双重收益

近期以来受地缘政治影响，农产品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中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对粮食安全高度重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提高农机装备水平”等内容。

3月17日，围绕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等话题，第一财经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

他认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可谓是“大中之大”。农业资源配置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法则，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而必须从战略上考虑，力求实现经济和社会双重收益的最大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确保农产品供给的优先序最靠前

第一财经：从2021年开始，中央“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今年是第二年。经过第一年的巩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何看待？

李成贵：经过艰苦努力，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是又一件历史性重大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两条底线，除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重要农产品供给外，就是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看，贫困具有脆弱性，或者说不稳定性、易受伤性。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市场和就业市场的不稳定；二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下行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三是国际自由贸易的冲击。对于个体情况所造成的返贫，主要靠社保政策兜底，即实行低保线和贫困线并轨。而要防止规模性返贫，就必须完善体制机制。从实践来看，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特别是要关注原深度贫困区产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以及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比如，我之前在西部某县调研，发现县城里搬入了3万多生态移民，这些人的稳定就业就是个艰巨任务，必须解决好。

第一财经：如何看待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这二者的关系？

李成贵：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可谓是“大中之大”。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显著偏少，因而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和政府一贯重视粮食安全，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且主要装中国粮，因为要切实落实“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特别是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2022年，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实现“六保”“六稳”任务打好基础。

乡村振兴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强短板、补弱项的重大战略。在乡村振兴的所有目标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产业兴旺。这其中，优先序最靠前的就是农产品供给。中央已经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这意味着，农业资源配置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法则，追求单一的经济目标，而必须从战略上考虑，力求实现经济和社会双重收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中央多次强调“防止耕地非农化、农田非粮化”的深层面原因。

第一财经：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主产区抓粮有内在动力，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在国际农产品价格是国内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前提下，如何让粮食生产具备足够吸引力，使农民种粮有合理收益？

李成贵：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最近国际局势动荡，国际粮价大幅飙升，从芝加哥期货市场看，小麦和大豆价格纷纷创下历史新高，玉米和稻米也接近历史记录。这对一个粮食进口大国来说，的确会有影响。与此同时，农资价格同步上涨，尿素价格较过去5年平均价格上涨70%以上。农民种粮不划算现象十分突出，如果一户粮农种植1公顷土地，而无其它收入来源，实际上不能保证脱贫。

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种粮农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仅要适度提高收购价，更要建立完善的补贴制度。目前，美国种粮补贴占农民收入40%，欧盟为50%，韩国、日本则高达60%，我国仅为21.3%。因此，在“十四五”末，我国要力争占比超过30%。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有力的补贴措施，比如，对种粮主体流转土地给予地租补贴、对社会化服务中的农机田间作业给予补贴等。

同时，还要加大粮食大县政策扶持。去年我们调研13个产粮大县，粮食产量占全国3.78%，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不到全国0.1%。为此，要加大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在主要税种上的分成比例，研究建立主销区向粮食产业带的补偿性转移支付机制、设定面向产业带区域的专项税收等问题。

对外依存度过高容易受制于人

第一财经：中央要求“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这被视为国内大豆产业振兴的具体措施。不过，在大豆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背景下实施该工程，其实际意义如何？同时，国内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用于食用。扩种是否会带来供过于求，导致今年国产大豆价格下降？

李成贵：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就已经在进口大豆，且连年大幅增长，2020年突破1亿吨。虽然从资源禀赋上看，我国自有耕地远不能满足全体国民的农产品需求。如果要实现全部农产品自给，耕地缺口达8亿亩以上。既然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那么就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其它农产品，但单一重要品种进口数量如此之大，对外依存度超过80%，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导致大豆产业链容易受制于人，成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我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其月度、季度、年度产销报告，都会对国内价格波动带来明显影响。特别是天气炒作，对大商所的大豆、豆粕、豆油期货价格影响很大。

为此，关于大豆中央今年提出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预计大豆产量会有明显增长，有效降低对外依存度。当然，我国目前所种植的基本上都是食用豆，相对而言，其市场需求远小于油用豆，但食用豆也可用作油用豆，二者出油率相差并不显著。退一步讲，受近年来大豆目标价格的政策保护，即使今年国产大豆价格下降，豆农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清醒认识中外农机装备的差距

第一财经：中国农业机械化存在大而不强，结构失衡、高端匮乏等短板，高端农机装备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存在这样的短板背后原因有哪些？又该如何迎头赶上？

李成贵：我国农机装备在很多方面与国外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对待这种差距应该保持清醒认识。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农机行业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农机制造和使用国，三大主粮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但农机“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突出，高端产品多被外国垄断。综合来看，我国农机与欧美日有近30年差距。国外20世纪60年代已实现机械化、大型化，正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我国目前还在全程、全面机械化进程中，智能化刚刚起步。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产业主体不强。全球目前形成了五大农机巨头(约翰迪尔、凯斯纽荷兰、爱科、克拉斯、久保田)，其收入规模均在30亿美元以上。与国外相比，国内农机行业竞争格局分散，整个产业的集中度还不够理想，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农机企业集团严重缺乏。

二是关键技术缺乏。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仅实现了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的机械化，而国外的农机产品基本实现了全程和全面机械化。国内产品主要集中在低端，在特种钢材等核心工艺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作业装置存在较大技术瓶颈，高端部件依赖进口。

三是发展模式亟待调整。国外农业是以农机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品种单一、耕作栽培方式单一。我国农业生产差异性大，单位作业规模小，为农业机械化进程带来很多阻碍。例如我国玉米种植方法有平作和垄作，种植方式有套作、间作和轮作等，种植行距从30cm到90cm，近几年全国推广面积在10万亩以上的玉米品种近千个，为作业机械的研制提出了很多难以协调的问题。

全球农机装备产业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加快普及应用，我国农机产业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今后，一是做好农机产业顶层设计，加大对国内超大型农机企业的培育，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实现全球化布局；二是加大国家科技专项对农机领域重点支持，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实现农机制造和装备水平大幅提升；三是转变早期过于重视农业机械保有量的理念，农机购置补贴的重点逐步调整到农机作业补贴上来；四是大力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有效解决农业生产集中度低的关键问题；五是建立农机主导生产方式，强调农艺要与农机融合，发展宜机化的品种和栽培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