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到江村大墓：2021十大考古新发现揭示隐秘历史

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分别为：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3月30日至31日，终评会以网络会议形式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今年的评选结果。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

（按时代早晚顺序）

1、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2、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3、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4、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6、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7、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8、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9、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10、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精美的石头，反映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何嘉宁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对古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对青藏高原征服及适应进程也始终是困扰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201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团队在川西高原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于2020年5月调查发现皮洛遗址。2021年4月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皮洛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至11月初第一阶段野外发掘工作圆满结束。

本次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编号标本7000余件，均为石制品，其中打击痕迹明确的人工制品占四成多，包括石核600多件、石片近700件、工具500余件、断块近800件、残片600余件，使用砾石近50件。

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情况，可初步将七个地层的发现分为三期：地层⑧-④层主体为砂岩石核-石片石器，剥片策略简单，工具组合以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砍砸器等为主；地层③层新出现了以板岩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精致的手斧、薄刃斧等器物类类型；②层剥片程序更加复杂的石英小石核数量增加，两面加工的工具尺寸缩小；整体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皮洛遗址3个阶段均发现有石制品及人工搬运砾石密集分布的古人类居住活动面。初步整理表明，石制品中约有20%为“烧石”，可能与较为频繁的用火行为有关；⑤、⑥层发现石器拼合组；③层还发现有扁平砾石围成的半环状“石圈”遗迹，显示人类曾在遗址从事过用火、打制石器等活动。

稻城皮洛遗址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皮洛遗址的时代处于现代人起源的阶段，大量文化遗物、用火行为、“石圈”遗迹以及刻画痕迹的发现，为我们解读古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生业模式、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中原古人在这里挖沟建渠，制造玉石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马俊才

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小土山上及周围。2018年5月至2021年11月，在这里进行了长年连续主动性考古发掘。2020年度该项目被列为“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重点项目。

考古发掘确定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它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再现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特别是最大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F1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以大墓M77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墓群，多数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编织功用成束骨针的发现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该遗址发现的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为中原地区首次发现，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土砂岩质制玉石工具磨棒近1800件、磨片5672件、磨锉308件、钻头7件、钻杆帽3件、石锤272件、石球13件、完整磨石墩50余件、残磨石墩15000余块，石坯料300余件、石核274件、人工石片1021件、石器约300件、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余件、骨器50件、陶器近700件，猪下颌骨1600余个，还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与少量玉器原地保存。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农具种类有耜、斧、铲、锛、凿、刀等，兵器有钺和镞。玉材主要为独山玉，其次为黄蜡石、石英、汉白玉等，个别为方解石和玛瑙，玉器种类有耜、斧、铲、锛、凿、璜、珠等。骨器主要有镞、针等。陶器主要来自瓮棺葬和房址，少数是灰坑所出，种类有碗、盆、鼎、钵、罐、缸等。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稻作文明的繁盛，促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进

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项目负责人：郭伟民

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3公里。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课题实施的重点项目，2018年至202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鸡叫城遗址进行连续四个年度的田野考古工作，总发掘面积1850平方米，其中2021年发掘面积800平方米。

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鸡叫城形成了由城址、城外遗址点、外围环壕与沟渠组成的网状水系及其间稻田所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繁盛的社会图景，为理解稻作农业视野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途径与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城址内揭露出一批重要遗迹，其中F63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另外遗址复原稻谷重量达2.2万公斤，大面积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积，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台基等，也都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见的重大发现。

鸡叫城聚落完整经历了史前稻作农业社会从初步复杂化到文明起源、发展、兴盛及到衰落的完整过程，是研究我国史前社会与文明过程的典型标本。由此亦可大致判断：具有良好生态多样性的澧阳平原鸡叫城聚落群依靠自身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以土地、农业、人口为要素，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全过程。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31座墓葬等级分明，揭秘早期国家形成关键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朱超

滕州市地处泰沂山脉西南麓延伸地带，北、东、南三面均为低山丘陵，西为地势低洼的微山湖区，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依河流和公路可将遗址分为东、西、南三部分。2020年9月-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两个年度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1圈夯土城墙与壕沟、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与房址相关的柱坑或柱洞。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批显示了社会剧烈分化、财富集中于大墓、突出器物箱的棺椁制度及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为实证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遗址两处墓地规模不大，不同类墓葬分群现象格外清晰，这是墓地空间布局经过规划的结果，对研究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性质、家族人群结构及社会组织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大量明器化陶器批量化生产及高等级玉、石、骨、角器的出现，显示了岗上大汶口时期聚落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雷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自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其中铜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铜龙、玉璋、玉戈、玉凿、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石戈、陶矮领瓮、陶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雕、海贝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秦汉帝国大一统的重要历史节点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梦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罗运兵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2020年5月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对此进行了联合发掘。

墓地发掘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秦人占领安陆后的楚人及其后裔的墓葬。随葬品共700余件，陶器组合为鼎、敦/盒、壶和鬲、盂、豆、罐等，有少量铜、玉和漆木器等。

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面积1800平方米。C区为秦人占领楚地安陆后的秦人墓葬，其出土的一批珍贵的文字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是M274出土的长文木觚形制罕见，内容丰富，所载“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魏越宿胥之战”等历史事件，为探讨《战国策》一类文献的流传与演变提供了新材料，为研究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战争关系等，都提供了新的文字资料。

通过对郑家湖墓地的发掘和全面研究，可以了解秦人占领安陆地区后占领者与被占领者这些不同人群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布关系、在文化上的互相博奕与影响，进而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探讨秦汉时期居住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内的人群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的转变，以及秦文化和楚文化在统一的多元结构的汉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马永嬴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所在的汉文帝霸陵陵区范围近30平方千米。项目自2006年开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发掘自2017年持续至今，发掘面积总计6050平方米。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更进一步否定了西汉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测，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趋势。

霸陵出土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揭示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陈国科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了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该墓葬群展开了持续的考古及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经过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调查与发掘，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2021年度，对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厘清了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大致范围。以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为代表的一批吐谷浑王族墓的墓葬形制、规格、布局等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出土各类陶俑、镇墓兽、漆木实用器、陶容器、丝织物及铁、金、银等马具、武器和墓志等众多精美文物，为研究吐谷浑王族墓葬的葬俗葬制、吐谷浑王族谱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该墓群的发掘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 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丰富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等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等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和以党氏墓等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

墓群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和“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墓葬均具有唐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该墓群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生动揭示吐谷浑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归唐吐谷浑人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经营西域的见证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胡兴军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深远。该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为研究我国古代边塞军事建置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出土的文书是迄今考古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实际应用文书的大量出土，大大补充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新发现的不同级别军事机构及线路，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考古发掘成果展现出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沙堆烽及出土遗物是唐朝中央政府管理经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沙堆烽的考古成果，对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书法艺术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从元大都到北京故宫的过渡

发掘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

项目负责人：王志

明中都是明初首个按京师规制营建的都城，在都城制度上承接宋元下启明清，对明清南京、北京的城市规划有着很大的影响。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2015年至2021年的考古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极大地推进了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现已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从磉墩复原的建筑布局在宫殿形态上与元大都和北京故宫都存在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从而在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增添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关键环节的资料。

其主体宫殿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并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的生成过程产生的深远影响，对开展明初南京、中都、北京三都的宫殿建筑及其制度文化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充分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前殿中心黄土台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都城择中、选址的规划营建思想与实践有着重要价值。对各组建筑地上、地下结构的探索和对夯土营建次序与工艺特点等的关注，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宫殿、涂山门遗址发掘是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重要实践，为研究明初时期官式建筑选址、布局和“土作”“石作”等营造技术增添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