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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下“大白”,他们是谁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2-04-25 10:43:42

作者:施歌 ▪ 许诗雨    责编:蔡嘉诚

“大白”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居民对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的一种称呼。他们可能是医护、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警察,也有可能是专业从事消杀工作的人员,或者为补充人力而向社会招募的“特保”。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在经历这轮大规模疫情前,“大白”的现身是小区出现异常的“信号”,但在经历了这一轮的长时间封控后,人们对“大白”的认知起了变化。在3月28日上海宣布按照以黄浦江为界,压茬封控、居民“足不出户”后,维持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工作,比如做核酸、取物资、扔垃圾等,全部都要依赖于“大白”才能完成。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大白”运送云南捐赠的物资。 | 图片来源:施歌

脱下防护服,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我们在上海寻找到几位不同岗位的“大白”,有主动报名前往方舱工作的牙科医生,有从其他公司抽调而来、负责看守楼道的“特保”,有在小区内组织起近400名志愿者团队的普通居民,还有在乡村锻炼的选调生。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能了解不同类型“大白”的工作职责,他们的故事,也记录着城市抗疫的点滴。

方舱中的医护:从牙科大夫变成“全科赤脚医生”

黄正蔚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科医生,3月中旬,他自发报名了前往方舱的医疗工作。

与日常接诊不同,方舱医生的工作,主要是观察病人病情的轻重程度,如果有加重的趋势,就要将其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一些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是医生的重点观察对象。

黄正蔚先后在世博方舱及奉贤方舱医院工作。他和同事们最大的感受是,“在方舱里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医护的工作按照当天的排班来,每天早晨舱内会先开一个例会,由负责人介绍当天舱内的整体情况,如哪个病床的病人需要特别留意下。

医生有两种不同的班次,一种是“入舱”的班,也就是穿上防护服,到方舱里巡一圈,与患者聊聊天。防护服的最佳防护时间为4小时,这也决定了医护应当4个小时更替一个班次。但因为方舱人手紧,一个“入舱”班次的时间通常为6个小时。据黄正蔚介绍,方舱内部会划分病区,一个病区一百人左右,每走完一个病区,就要一个多小时,世博方舱一圈走完,差不多就是一个班次的时间。

黄正蔚和同事们将这个班次的工作称之为“扫楼”,与病人多交流、疏导他们的心理压力是“扫楼”的重点。厚重的防护服不透气、场馆又大,巡视及和病人交流其实非常消耗体力。黄正蔚说,网上流传的“阳性患者扶助医护人员”的故事,就发生在世博方舱。

另一种班次则为场外的医疗值班,主要起后方支援作用,负责调拨药物、转诊等,一旦舱内医生发现某些病人有特殊情况,场外大白就要来协调相关工作。这个班次每次12个小时,早晚轮班。

方舱内部,医护病患比大约为1:5。黄正蔚说,护士的工作要更辛苦一些,他们要守在定点的“站位”上,还要承担给病人发饭、发药、测体温、核酸采样,甚至保洁的工作。

黄正蔚进入方舱之后,才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凶猛,和病患聊天时他得知,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可能只是出门买个菜就“阳了”。面对每天新收治的病人,黄正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但他也学会了“苦中作乐”,方舱内的工作对不同科室出身的医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拿纸笔、拿个步话机和病人聊聊天,可能还要随身带个扳手去修修东西。”病人提出的问题有时候也超出了他们的医学知识范畴。所以医生下班后,也经常聚在一起开展业务学习,黄正蔚和同事们开玩笑说,现在就要像“赤脚医生”一样拼命吸收新知识。

因为人手不够,从进舱起黄正蔚和同事们就贴了志愿者招募的广告,很多病人也主动愿意帮助医护人员,维持核酸采样秩序、打扫卫生,甚至维修床等场馆设施、维护电脑网络。最早一次核酸采样时,黄正蔚所在的方舱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他们觉得效率太低了,就和志愿者一起开会、商量、安排流程,第二次采样只花了3个小时。

“除了医护,病患也是维持方舱运转的骨干。”黄正蔚说。

特保:脱下防护服,最想出去吃碗面

安明星是一位“特保大白”。他原本在上海市杨浦区住建局下的分包公司从事工程测量的工作。3月15日,他接到公司通知,要临时调往杨浦区所辖街道支持防疫工作。从那天起,他和另外10名同事变成了“特保大白”,工作职责是“看守楼道”——在有确诊患者的楼栋下守着,不允许本栋楼里的居民出入。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的住处变成了杨浦区不同街道、不同楼栋门口的帐篷。他看到了街道之间发放物资的区别,感受到了社区里的人情冷暖。

害怕——这是他的第一反应,第一次穿防护服时,安明星的心里非常胆怯,生活从一切如常变成与阳性楼栋捆绑在一起。一直到做了几天之后,看到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他自己也想开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看守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政通路上一个小区的“小阳楼”,那会儿政策是“7+7”,第一个7天严格居家,第二个7天实行社区健康管理,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守了7天,看着居民不让他们出楼栋,帮他们把外卖和快递从小区门口拿进来。这栋楼解封后,他还去了杨浦区内万达广场周边小区、复旦大学家属区、同济大学附近等地方,基本上把杨浦区街道都守了个遍。

安明星在浦西封控期间拍摄的杨浦区街景。 | 图片来源:安明星

安明星没想到一出来就是一个多月,当时什么都没收拾,穿了件衣服就出来了,还以为中途可以回小区拿。但刚出去的那天晚上,他自己住的小区也封了,回不去,洗漱用品都是在还营业的小店买的。他也后悔没多带点东西出来。

4月开始,街道陆续给居民发放物资,安明星和同事要帮助卸货、搬运。在安明星感觉中,条件好一点的街道,物资更多、更好,有菜、有肉、有牛奶,还有国外援助的物资,发给“大白”伙食也好。但有的街道却连帐篷都没有,只有个小板凳给“大白”坐,一坐就是一天。

安明星观察,不同街道居委会的负责程度有很大不同,有的居委会是积极响应封控楼里居民的要求,拿外卖、配药,能解决的都尽力帮着解决。有几个居委会连电话都打不通,什么事都不管,就连给居民发抗原都不愿意去。“可能是怕进到封控楼里不小心被感染吧。”安明星猜想。

“特保”并不算社区工作人员,但经常要和居民打交道,安明星曾遇到过不少烦心事,比如年轻人憋久了硬要闯出去,遭到拒绝后就说“特保”都是外地人、不如回家种地。但大多数人都很理解“特保”,也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中间有几天下雨,还有大姐来给他们送暖水袋、零食,这让他们觉得很暖心。

安明星封控期间在复旦大学南区学生宿舍附近遇到的运送物资的“大白”。| 图片来源:安明星

参与到“一线”工作的安明星,比很多人更直接地面对了疫情期间特殊人群的困境。安明星曾遇到过一户人家,保姆阳性被转运了,家里只剩下老奶奶和瘫痪的老爷爷,老人家自己做不了饭,相当于保姆一走,这个家里的“生命线”就断了。楼里其他居民觉得两个老人都是密接,让居委会把他们转移到方舱,但方舱不收。居民们不同意,一定要居委会把老人转走,最后没办法只能打120。救护车来的时候,只有司机一个人,老爷爷在床上隔离衣都穿不了,就叫安明星上去帮忙。救护车在下面等了40分钟,他才把老爷爷推下来。

哪怕已经穿上了“大白”,安明星在面对作为密接的老爷爷时仍然感到一点害怕。后来他每隔半小时做一次抗原,一直是阴性的才放心。

安明星在杨浦“漂”了一个多月,虽然吃住都不太方便,但他比封控的居民要稍微“自由”一点,有时候他能骑个小黄车,去邻近的地方拿物资、喘口气。作为陕西人,安明星计划等疫情稳定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吃碗面,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志愿者:让信息更透明,让社区更有序

当有越来越多的小区处于“非常态”的封控中后,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居委会人手不够了。通常来说,一个居委会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而基临的工作却是非常繁重的:组织核酸检测、转运阳性感染者、发放抗原及物资、清理垃圾、帮居民配药……

志愿者运送对接的物资。| 图片来源:冯健

社区志愿者成为了居委会人力的补充,在众多小区里,诸如“楼长”等角色的志愿者承担起了相对简单却更加琐碎的消息通知,例如居委会大群里宣布第二天要做核酸或者抗原检测,“楼长”就将消息转发至楼栋所在群,方便居民知晓。

而一些社区内更有经验的居民,将零散的志愿力量发展成了更有体系和组织的志愿者团队。

冯健家住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3月3日,他所在的小区内一所幼儿园因为出现密切接触者而封闭,全小区7000多人第一次面临全员核酸检测。当时,冯健和几位邻居就发现,居委会和物业加起来只有十多个人,人手远远不够,而核酸检测既要做到每家每户通知到位,也要在检测时规划好路线、维持秩序,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当天,在公司有过公益活动组织经验的冯健,就与业主群里的邻居们建起一个志愿者小团队,并向社区内居民发起招募。三天之内,他们就组建出一支3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团队与居委会的工作形成了配合与补充,在环节上也紧密协调。如志愿者所穿的防护服,就是由志愿者团队向居委会核定数量,由居委会向社区申请。居委会收到在社区内做核酸集体采样的通知后,也会联系志愿者团队,提前布点、制定维持秩序的计划。

志愿者有一定的入选门槛——45岁以下,有一定工作经验,这是基于冯健对当下志愿者工作难度的理解: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率较低,在管理庞大的社区时会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在原有“楼长”的基础上,志愿者团队还设置了更加年轻的“副楼长”角色。志愿者团队还根据报名者的工作性质不同,分配了不同的工作。如有物资或者货运资源的,会负责相关企业的对接,有财务经验的,会负责物资收入及发放统计。在小区封闭管理一个月后,他们还为闵行区梅陇镇社区对接了口罩、防护服等物资。

在志愿者团队工作中,对小区内特殊人群的关照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冯健和其他几位志愿者摸排了小区内的独居老人,会专门为老人送物资。还有很多暖心时刻——如小区内的孩子要过生日,志愿者会组织居民在阳台上唱生日歌,在业主群里为孩子送祝福。

冯健所在小区志愿者为老人送牛奶。| 图片来源:冯健

志愿者团队力求做到信息更加公开化。例如频繁的抗原和核酸后,“楼长”会在群里公布进展。3月3日封闭以来,冯健所在的小区只出现过1例阳性病例。

冯健介绍,志愿者团队和居委会也经历了一定的磨合。志愿者属于民间力量,他们会与居委会商定,居委会是“最后一道保障”,起到兜底的作用。比如说在接收的物资和物资的准入等都需要由居委会来核定。“让志愿者也能当得很放心。”冯健说。

基层公务人员:用“代码”解决村里的麻烦

吴佳是2020年毕业的上海市选调生,去年年底,她被调至一个村委会“下基层”挂职锻炼。3月中旬,村里出现了第一例阳性感染者,吴佳的主要工作变成了防疫。

吴佳和同事既要穿上“大白”执行核酸和抗原检测工作,还要在“抓阳”时争抢基层稀缺的医疗资源。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村子早晨完成了核酸检测,晚上10点工作人员会接到“抓阳”的通知,也就是要从混管采样异常的居民中,找出阳性感染者。拿到阳性名单后,吴佳要到镇里指定的社区卫生中心接医生到村里上门单采,因为医生有限,各个村都要抢,“每次去接医生就跟去抢菜一样。”吴佳说。

在吴佳的工作群里,通常用“羊”的emoji来代替阳性感染者,发现感染者叫“捉羊”,转运则叫“迁羊”,阳性却没来得及转运的叫“老羊”,新检测出的感染者则叫“新羊”……

从“捉”到“迁”的过程中,吴佳处理过很多麻烦事,比如说上级疾控单位迟迟不下发转运名单,阳性病例不肯被接走但同村的村民向村委会施压,一定要将感染者转运……吴佳很想把这些问题都处理好,但村委会没有能力安置感染者和密接、没有医疗队和车辆,这让她也觉得很无奈。后来同事们想了办法,一旦出现阳性病例,就先给他们送一些消杀物品,给这户贴上封条封控起来,再送一些连花清瘟胶囊,相当于“先稳住再说”。

这段时间里,她还要保障村民和外来租户的物资和配药需求。村里老人很多,大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吴佳要每天整理他们的身份证号和药品名单信息,在统一的时间上报给社区卫生中心,当日再取回并发给村民。最近她在小红书上的搜索词条,全都是药品的名字,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是常态。

吴佳所在的村,老年人口比重大,智能手机普及率和使用能力较低,而且很多老人不与子女同住,不会使用“健康云”小程序生成核酸码,这种情况在基层非常普遍。

我们采访的另外一位选调生,目前在奉贤区奉城镇八字村挂职锻炼的郑贤文介绍,以1000人为实有人口的农村为例,假设有5名村干部进行录入操作,每人平均1分钟能完成一次检测登记和截图打印,那么理想状态下要花200分钟,也就是3.3小时。而每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就要重复操作一次。

郑贤文配合八字村的采样工作。| 图片来源:郑贤文

有过产品经理实习经验的郑贤文,和另一位程序员背景的选调生,在一款开源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了“按键精灵”系统,能够自动读取村民信息表格中的字段,实现登记页面上的信息填写和二维码生成,并且能够自动截图,1台电脑平均1分钟在正常网速下可以生成6-7个登记码,提升了核酸检测的效率。据吴佳介绍,青浦区也有选调生开发了类似的系统,还推广到其他区一起使用。

吴佳觉得,她所在的村委会工作人员以“80后”为主,相对年轻,如果村委会人员年纪稍大一些,工作会更难开展。“年轻人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吴佳说。

八字村的选调生在操作批量生成二维码的系统。| 图片来源:郑贤文

在2015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超能陆战队》中,一直守护主人公的充气型智能机器人Baymax就被翻译为“大白”。疫情中的许多“大白”可能也是这样,他们身着穿脱复杂、要求严格的防护服,在特殊时期一起维护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转。脱下防护服,他们还是牙科医生、公司员工、基层的年轻人,疫情之后,他们也有很多本职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佳为化名)

*注:文中冯健为第一财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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