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高耗能西部转移过程中如何兼顾西部污染治理︱能源思考

中国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异比较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遵循贸易的基本规律，东部高耗能产业将逐步向西部转移，而东部更严格的环境污染治理会加速这一过程。目前西部还有比较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充足的资源、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并且，一般来说，环境污染的成本与人口密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由于西部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密度低于东部，那么从宏观的选择来看，如果整体污染不可避免，相对于东部，西部的环境污染成本也会低些。因此，即使政府有意识在政策上对高耗能的西部转移进行抑制，也难以改变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下的高耗能产业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基于发展规律，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很可能为东部的环境污染治理付出代价，主要表现为高耗能西移和西部能源开发。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潜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西部地区相对缺乏资金，如果综合考虑拉动内需的效益成本比，优化配置环境和能源资源，以及缩小日渐扩大的地区差别，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使整体社会效益最大化，而高耗能西移也满足了这一目标。因此西部可以从高耗能西移得到好处，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机会。

对于东部来说，高耗能西移可以减少污染和碳排放。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总量较小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于目前西部能源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现状，高耗能对于西部发展可能具有支柱产业意义。在西部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风电光伏），可以通过高耗能就地消纳清洁能源，是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西部能源开发可以解决西部需要的资金，也为西部本身发展提供充足能源供应。

实际上，中国的高耗能产业的确存在着“东减西增”的趋势。从2012至2019年区域高耗能产业碳排放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看，东部地区增速仅为0.51%，而西部地区增速达2.29%。投入产出的结果也表明西部地区是主要的高耗能产业流入区。西部为了自身的经济增长，似乎很乐意承接东部高耗能产业转移，所以西部GDP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可能同步。

东部环境治理、西部能源开发和产业调整的直接后果就是环境污染梯度转移和污染范围扩大。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来协调和改变来对冲西部污染。那么，高耗能西移背景下如何兼顾西部环境污染治理？

首先，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要认识到环境污染是积累的，今天防治和治理肯定比未来治理更节省费用。而且，还需要考虑环境污染影响的不可逆性，比如空气污染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不会因为在经济发展后期治理环境而逆转。在碳中和进程中，东部的环境治理和能耗控制的同时，需要关注西部的环境和排放问题，使西部发展是可持续的。

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如果西部环境污染趋势难以避免，有效的反馈机制可以降低环境污染程度。西部地区政府需要建立两个反馈机制。第一个是针对西部当地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西部地方政府应该更多地将高耗能西移带来的收入回馈到当地的生态保护中以对冲高耗能西移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从西部可持续开发的角度讲，应该还有另一个反馈机制，西部地区政府应该保障财富向一般老百姓转移的过程，即通过相应提高西部一般老百姓的收入，使得他们可以改变能源消费方式，更多地利用清洁能源，更快地脱离煤炭消费，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再次，要加强环境监管和治理。在碳中和进程中，高耗能向西部转移是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但是，对环境污染的有效监管和治理是环境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的前提（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如果因缺乏有效环境监管和治理而使相对不发达地区单位排放增加或污染损失加大，那么，通过能源和环境资源优化配置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结论将不能成立。在技术与环保观念提升的前提下，再结合东部的经验，如果西部能源开发监管到位，西部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兼顾经济增长和碳中和进程。

最后，要实施有效的能源环境政策。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有效的能源环境政策很重要。政策虽然不能改变经济和环境污染的发展规律，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投资和有效环境监管来控制环境恶化。在今后西部经济增长过程中，较早实施环境污染控制可以减少整体环境污染损失。中央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给予西部更多的支持，要求东部对西部的能源贡献留下相应份额的资金，使西部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治理环境污染和低碳转型中去。同时，中央政府需要协调和保证能源价格合理，合理的能源价格可以支撑西部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抑制东部不合理的能源消费。这样，西部可以利用能源开发收入，进行西部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用改善，相应抵消能源开发对西部环境影响。

（作者系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