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特高压输电线路来实现跨区域输电,将风电和光伏电力输送到城市和工业中心,不仅有助于平衡能源供需,还可以鼓励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和建设,有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实现电力低碳发展。
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农村能源系统绿色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仍需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培育和增强能源转型新动能。
通过“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国际合作,中国能够以更加多元化、稳定化的方式获取所需矿产资源,从而保障国内产业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为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AI的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冲击可能影响低碳转型。因此,需要探索如何通过提高需求侧用电效率等方式对冲AI的电力需求增长。
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面临“源网荷”协调困难、用户侧供需互动需求加大、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等多方面挑战。
数智技术在电力需求侧的应用有助于实现智能用电,优化用电模式,催生用电新业态,从而提升用电效率。
仍需厘清绿电绿证市场发展的不足之处,出台支持政策深化绿电绿证市场改革,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未来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需要在适应能源电力消费增长的前提下,通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努力解决消纳问题的同时,加强对需求侧的管理,缓解用电过快增长给保供和低碳转型带来的压力。
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保证电力供给的可靠,需要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将灵活电源作为高比例风光发电的风险对冲。
需持续密切关注AI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法律以及大量能源消耗等问题,持续优化AI在能源领域的治理体系,确保其健康发展。
当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在资源优化配置上效果有限,主要原因在于煤电企业和新能源企业在商业模式、长期战略以及对于市场变化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目标分化。
推行碳普惠机制,对于减少居民碳足迹、转变能源结构、推动绿色转型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将为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鉴于清洁能源金属较高对外依存度所引发的潜在供应风险,在确保供给安全与促进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在推进“双碳”工作的进程中,积极推动电能替代是处理好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关系、实现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以及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手段。
“非常规”贸易战将由发达国家主导,旨在通过限制和约束贸易领域中的碳排放,不仅会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改变能源结构,还将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规模。
完善针对性的补贴激励制度设计。
随着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完善,亟须探索以容量供需为基础的容量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为容量定价,并实现容量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在技术、商业模式、政策支持等多个层面形成良性生态,促进我国农村智能微电网的规模化发展和应用。
与其他成熟的期货市场相比,中国的碳酸锂期货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国际能源经济顶级期刊Energy Economics主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超过520篇学术论文,科研成果15次获省部级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能源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