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待俄乌冲突的“危”与“机”

俄乌冲突不但冲击着国际关系，而且改变了全球跨国投资和贸易格局，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震荡，“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对此，国际金融学界发表了大量看法，其中对两国冲突带给中国经济的“危机”和“机遇”提出了不少好的观点。那么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如何看待这场冲突的“危”和“机”，其在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物流供应链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主要方面的影响特点是什么，有哪些政策含义，都是值得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冲突与跨境资金转移及支付模式变化

冲突对地缘经济的影响遵循一般规律。在全球化条件下，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沿三条路径持续扩散。一是对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需求构成压力，导致价格上涨，推高通胀率，造成实际国民收入下降。二是冲突发生地区与邻近的经济体往往面临贸易往来停滞、资金融通受阻、供应链中断问题，其中与冲突发生国存在投资、直接贸易、人员流动以及金融风险敞口的国家压力升高。三是冲突打击商业信心，资产价格下跌，信用紧缩，外国直接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甚至资本外流。而此次俄乌冲突的地缘经济影响则又有独特之处，它与两国资源禀赋及其在冲突中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首先，冲突对俄乌两国粮食、能源生产能力和国际贸易网络冲击急剧溢出。俄乌两国作为全球大宗商品主要生产国，冲突中粮食和能源产量、价格剧烈波动，溢出效应扩大。

一是俄乌两国小麦出口合计占全球的30%、玉米占20%。冲突造成黑海港口贸易和国际供应链严重受阻，将小麦价格推至14年来最高，芝加哥基准小麦价格上涨了40%，直接加剧全球食品价格长期上涨，当前美西方国家普遍高企的通胀水平与此有关。

二是俄罗斯控制着欧洲约45%的天然气、约25%的石油和47%的煤炭供应。俄乌冲突发生后，美西方对俄发出战时金融制裁和能源制裁威胁，俄罗斯立即宣称或将关闭“北溪一号”天然气输欧管道，导致欧洲市场天然气价格当即飙升到227.201欧元/兆瓦时，达到2010~2020年最高价格的7倍。由于美国财政部援引“二级制裁”规则，威胁对欧洲国家发起金融制裁，导致德国能源管道企业破产风险凸显，直接涉及50%的俄罗斯重大投资，还涉及英国、奥地利、法国、德国等一些企业的投资。

三是金融制裁威胁造成国际金融体系起伏不定。俄罗斯卢布汇率曾因制裁令暴跌约三分之一、股市暴跌逾50%，股市交易也因冲突关闭一个月之久，进一步冲击国际黄金、原油期货、粮食市场。

其次，冲突将推动国际跨境转移与支付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从长期来看，如果欧亚大陆能源贸易流向发生转变，供应链重新配置，支付体系就将发生分化，各国也将伺机重新配置储备货币结构，进而重构全球地缘经济秩序。例如，战前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及粮食输出遍布欧亚大陆和西亚北非地区，随着美西方对俄制裁加剧，俄罗斯不得不更多地使用本币和美元、欧元之外的国际通货完成跨境资金转移与支付。

近期印度最大的水泥企业使用1.73亿元人民币向俄罗斯采购了15.7万吨的煤炭，在印度企业这一支付行为的带动下，其他跨国企业也已向俄罗斯下了人民币订单。

再次，美国的二级制裁风险有可能对俄罗斯的贸易投资伙伴造成影响。当前中国对俄贸易、投资则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遭受美国二级制裁，以及卢布汇率大幅下跌、跨境汇兑受阻，造成经营亏损。

必须寻求解决跨境投资与贸易风险新模式

其一，俄乌冲突对中俄两国贸易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直接影响。中国连续12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两国能源贸易十分重要。2021年中俄货物贸易额达1468.7亿美元，同比增长35.9%。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高级分析师伊戈尔·尤申科夫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是长期互利的，双方签订的石油天然气合同期限长达数十年，由于两国并未锁定贸易价格，价格具有灵活性。2017年《中俄东线购销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供气合同期为30年，俄罗斯自2019年12月开始供气，采用“照付不议”条款。即中石油无论接不接气，都要付钱，而俄若未完成供给量，则需按协议赔偿。照付不议量一般为合同约定年份购销气量的较高百分比，如90%。俄乌冲突爆发对中俄化石能源贸易将产生一定冲击，虽然短期内这种冲击不太大，但必须防范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后续效应，以及冲突影响的溢出效应。

目前美国对俄战争制裁对中俄石油贸易直接影响可控。在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提升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是因为中俄石油贸易协议都是长期的，中国不会对俄实行石油禁运。

二是由于从长期均衡价格来看，石油、天然气价格短期波动是正常现象，最终国际油气价格会稳定在长期均衡价格上下，这是价格规律决定的，并不会因美欧制裁长期维持在高位。实际上，美对俄实施能源制裁有更重要长期的经济战略企图，那就是美希冀借助两国冲突稳固其全球化石能源生产和贸易大国地位。

三是美西方制裁导致中俄油气贸易趋向采用本币结算。据俄央行和海关署统计，目前人民币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中占比超过17%，在俄罗斯国际储备中的占比超过12%，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逐步增强。

其二，俄乌冲突对中俄相互投资领域产生影响。中国是俄罗斯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投资领域遍及农林渔业、采矿、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汽车修理业、运输仓储业、酒店与食品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业与科技活动，以及信息与通信和其他行业。从投资地域看，中国在俄约有300多个项目，投资集中于莫斯科，涉及房地产和物流领域。

中俄当前需联手推动中资企业加大长期投资，尤其关注重点领域投资稳定。二十多年来，中国在俄总直接投资约500亿美元，其中投资项目规模排名前五位的均为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这些项目得到两国政府全力支持，长期发展和远期总体收益稳定，对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重要支撑。

例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国共持有29.9%的股份，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领导的中资银行集团参与。长城汽车是中国在俄罗斯机械工程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累计投资额约为5亿美元，俄罗斯是长城汽车第一大海外市场，2021年销售3.9万辆，占长城汽车总销量的3%，占长城汽车海外销量的27%，销售收入从2017年的3.8亿元提升到2021年上半年的20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3.2%。但在美国对俄进行制裁后，中国投资项目面临风险。

其三，美欧制裁要求中俄共同解决在俄直接投资跨境清算结算和汇兑风险。美欧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移除后，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俄国际清算结算能力，直接冲击贸易、投资和国际汇兑等，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和网络安全，并可能导致中俄跨境美元结算中断。而卢布汇率也因冲突冲击企业利润，据长城汽车测算，如果卢布对人民币贬值5%，公司利润总额将减少2540万元。而冲突造成俄罗斯经济下滑，通胀加剧，市场销售可能遭受较长期影响。而且中俄两国的货币互换，以及商业银行间的国际合作，都需要注意可能发生的二级制裁风险。

另外，应关注俄乌冲突对中国在乌克兰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中国和乌克兰长期保持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在此背景下，一是应尽量减小中乌贸易受到的两国冲突直接冲击。2019年中国成为乌克兰最大单一贸易伙伴，2021年两国贸易额达189.8亿美元，其中，乌对华出口80亿美元，以铁矿石、玉米和葵花籽油为主，乌克兰从中国进口以机械和消费品为主，约109.7亿美元。

二是减小中欧铁路运输可能受到的长期冲击。据法国RFI报道，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欧班列运输曾急剧增加，但主要过境波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平时只有2%左右途经乌克兰。随着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快递公司通过亚欧铁路运输业务量下降，一些暂停使用往返俄罗斯的铁路运输，因此中国铁路用户在锐减。但从未来战后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出发，途经乌克兰的中欧班列运输可能受到长期影响。

三是减小中国对乌直接投资受到的冲击。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乌直接投资存量近1.5亿美元，涉及信息技术、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加工制造及物流等。2020年在乌中资企业有54家；2021年前11个月，中资企业在乌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66.4亿美元。目前在乌实际经营的中资企业有30余家，其中，中粮集团投资马里乌波尔港遭受俄乌冲突冲击，贝肯能源因战事已停工。中国建材集团在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地区建了10座太阳能发电站，装机容量267兆瓦，占乌太阳能发电装机总容量的一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不同程度遭受影响。

规避风险，迎接挑战

中国当前规避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需用好机遇、迎接挑战。虽然俄乌冲突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冲突对外部经济的冲击却可能持续很久，甚至持续扩大。对于中国来说，应当从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出发，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并加快进行长期筹划和计划。

首先，继续促进中俄和其他产油国经济实现利益融合。借助中国与俄罗斯和OPEC产油国石油天然气贸易规模提升、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趋势，提升与上述国家政治互信水平，深化、拓宽与各国的安全合作，带动贸易和投资关系发展，持续推动贸易投资的本币结算和清算。

其次，出台更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综合支持政策。俄、乌两国均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主要国家，国家要并从投资保护、企业和个人税收、战争（再）保险、企业信贷和担保、海关服务、口岸边检、跨国运输和贸易政策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并要求冲突当事国保护中国企业资产安全、经营和人员安全，必要时通过国际协商，增派安全力量或实施撤侨行动。

最后，为“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更加主动作为、捍卫投资权益提供跨境保障。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同步提升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明确战略要求，保护和拓展外部国家利益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则国家力量的保护就应当到达哪里。同时要依靠国家扶持政策，“走出去”企业应积极开拓进取，造福东道国人民和发展，并要积极参与东道国行业组织建设和发展，通过行业协会游说等，积极主动主张在东道国的投资权益。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