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不等于“高分低能”，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这个暑假，二年级小学生琪琪过得很宽松，每天的作息都紧紧围绕校内老师的要求来完成。但她的邻居，同样也是二年级的瑶瑶，还是像上学一样忙碌，每周上机构的英语录播课，妈妈还给她报了好不容易才联系上的数学补习“私教班”。

“‘双减’后家长之间出现了分化，焦虑情绪整体也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自2021年7月下旬教育“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一年过去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薛海平这样评论一年来的变化。

从2005年开始，薛海平就致力于研究课外补习，著有《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关注课后补习究竟有没有用、课后补习对“寒门贵子”的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多年来他也一直呼吁加强课外补习机构监管，确保阶层流动顺畅。

“后双减时代”，资本运作下的学科类课外补习机构不复存在，学校教育也在做出积极变化，家长沿袭之前的“鸡娃”思路是否可行？为什么努力实现阶层逆袭的“小镇做题家”，却成为某些人嘲笑的对象？针对这一年来与教育相关的热点问题，第一财经再次采访了薛海平，请他谈谈“双减”政策发布后的变化和思考。

研究“董宇辉”们的转型

第一财经：就你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双减”政策出台一年，家长还有以前那么“鸡血”和焦虑吗？

薛海平：“双减”政策里提到，要在一年内有效减轻学生负担与家长经济精力负担。通过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学校推出课后服务等政策可以看到，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和之前相比在下降，家长的焦虑情绪整体也有所缓解，但目前还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而且“双减”后家长之间出现了分化，“鸡娃”现象在城市中上阶层依然存在，他们中有些人会想方设法避开监管去团课、找私教继续补课。

家长为什么依然感到焦虑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确实现在的中考、高考有筛选作用，主要也是看分数。但是，今年很多省市的中考难度在降低就是一个导向，告诉家长选拔不是靠奥赛、偏题、难题、超纲题，降低校外培训的应试价值。第二，家长的教育思维有惯性，很多人还停留在“双减”之前的“鸡娃”思路，需要随着周围环境变化才能慢慢改变。从这一年来看，教培机构和学校教育变化都较大，家庭教育这一块的变化却相对较小，当然它改变的难度也是更大的。第三，疫情带来的影响。上半年北京、上海等地几个月都没有上线下课，家长既要居家办公，又要操心孩子上网课的效果，焦虑情绪自然也会增加。

第一财经：你和团队现在还做哪些与“双减”相关的研究？

薛海平：“双减”大家都很关心，这方面的研究肯定要持续下去，所以首都师范大学在今年6月成立了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委托我们做了一些课题研究。比如对非学科类培训的规范和治理，现在家长普遍反映，“双减”后有些非学科类培训的价格反而趁机涨价了，也有机构出现资金链断裂“跑路”的现象，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去规范、解决。现在新东方的直播带货很火，很多人都是董宇辉的“粉丝”，他们确实做得不错，我们也会研究教培机构的转型，还有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很多“鸡血”家长都说，自己其实一点不想“鸡娃”，是因为强大的“剧场效应”才不得不被动卷入。我的硕士研究生徐丹诚做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研究，这个研究很有意思，专门谈“剧场效应”中班级同伴、学校同伴，还有邻居的影响。结果发现，“剧场效应”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只发生在中产阶层家庭，而是对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偏低的家庭，还有乡村学生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优势阶层的父母有机会获得更加全面的教育信息，他们对校外培训的投入相对理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更希望通过投资子女教育获得阶层跃迁，就更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出现从众“鸡娃”行为。

补课有无作用？今后会更明晰

第一财经：在你所著《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一书里，专门研究了家长非常关心的“课外补习究竟有没有用”，但当时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现在大规模的课外补习已经很少，拿“双减”后的升学数据和之前相比，今后是否会得出最终结论？

薛海平：目前国内对学习成绩长期影响的追踪研究十分少见，学术界的实证研究最后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没有一致性结论，因此很难简单地给出家长非常期待的“有用”还是“没用”的答案。

我的一项研究结果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课外补习对数学和英语有正向影响，但对语文成绩影响不大。在课外补习与考大学结果的关系调查中，没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77.8%进入大学，参加过课外补习的高中生中，88.4%进入大学，他们的本科率分别为55.4%和57.4%。也就是说，虽然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升入大学本科的比例，高于没有参加课外补习的高中生，但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双减”后大规模的课外补习机构没有了，拿新的研究数据和之前相比，得出的结论是否更加清晰？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在做，但是因为政策才实施一年，相关调查数据还在收集过程中，可能需要积累几年的数据才能得出最终明确的结论。

第一财经：去年“双减”政策刚出来时，很多人还抱着观望的态度，认为会像韩国当年那样越减负，私下补课越厉害，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结合这一年的情况来看，你觉得这种现象在中国会出现吗？

薛海平：应该这样说，像以前那样培训机构有资本运作，大家都很焦虑，去公开补课的现象在减少。当然不符合“双减”政策的私下补课现象还是存在，但这种情况有多大规模存在？现在没有权威数据。至于说政府是否会放弃“双减”政策，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提出要“减负”，最多可能就是现有政策随着时间，还有教育环境变化不断完善、调整，这也是正常合理的。

“小镇做题家”不应该被嘲笑

第一财经：这两年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话题比较受关注。前段时间易烊千玺陷入国家话剧院编制的舆论漩涡，有评论替他喊冤，嘲笑“小镇做题家”没有资格；江西有国企员工在朋友圈炫富炫家族社会关系时，也有不少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年轻人靠自己努力，怎么在一些人眼中反而被嘲笑了？你怎么看待“小镇做题家”现象？

薛海平：这些年我也在持续关注“小镇做题家”现象，“小镇做题家”实际反映的是农村、乡镇这些底层家庭的子女凭借勤奋刻苦最后考上好大学，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长期都存在这种现象，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网络上曝光的国企员工炫富中，看得出来是优势阶层凭借自己的阶层优势，在升学、就业等机会中让子女也占据优势，所以国家要打破这种阶层固化，包括对课外补习培训机构的整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研究课外补习就发现，它已经成为一种阶层固化的手段，只不过更加隐蔽，而且“双减”前还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来实现。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小镇做题家”的出现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国家一些杰出科学家可能就是“小镇做题家”，只不过之前几十年没有人去谈。国内一些研究发现，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不像之前那么多了，这些年国家也出台了很多针对农村地区学生的招生倾斜政策，北大、清华等许多高校都在农村地区有招生指标投放。国家还在扶持县城中学发展，也是想改变“县中塌陷”，打破阻碍阶层流动的因素，因为很多农村孩子是在县城上中学，家里没有经济条件让他们去教学质量更好的市里。

当然，我们也看到，成长环境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会给“小镇做题家”带来一些限制，比如更偏向成绩，个人能力没有得到全面开发，有些人的创新能力也与国家要求有点不匹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但很多时候也可以通过后面的高等教育去改善，“小镇做题家”也没像一些人想的那么悲观，“高分低能”的人毕竟是少数。就拿我来说，在农村读初中，当时很多能力，如人际沟通、交流能力都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到了大学，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自己有意去弥补提高，自认为和以前相比还是有很大变化。

至于那些嘲笑“小镇做题家”的声音，我不认为是多数人的看法，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努力和上进是支持的，只不过少数人的声音通过网络放大了。

第一财经：那在“后双减时代”，教育应该朝什么方面改革才能够适应未来国家发展？家长的思维要做怎么样的调整？尤其很多70后、80后家长，都是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他们要想打破“唯分数论”会不会很难？

薛海平：“双减”目的最终落脚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未来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差异化发展，各有特长，能够适应不同岗位的需求，比如有些教育培养从事技术工作的人，有些教育培养科学家，还有些教育培养思想家。总之，教育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拿一个分数去统一衡量所有的人才标准。“双减”之前，可能绝大多数学校和家长追求的都是一个目标：成绩。但这样明显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教育才要改革。

你对家长心态的分析我挺赞同的，确实很多家长因为自身体验，会更加坚定“重成绩”的信念，认为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但是现在孩子面临的时代，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样了，家长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帮助孩子走得更远。我在《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中谈的一个研究结论，尤其需要现在依然还在“鸡娃”的家长引起重视，那就是“课外补习提高的分数，是以扼杀孩子的休息、健康和创造力为代价的”。

问题是很多家长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代价，没有改变思维方式的动力，还是沿袭以前的老路子，想办法继续找机会给孩子补课，觉得多抓分数更踏实。他们要是真正看到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会发现花这么钱、这么多精力在课外补习机构继续“鸡娃”，很大程度是得不偿失。

《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

薛海平 著

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