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美国的工资-物价持续性上涨必须被制止

最近的物价和工资增长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的基本通货膨胀率至少有4%，而且还可能继续上升而非下降。尽管美联储在最近几个月采取了强有力行动来控制通胀，但不幸的是它需要坚持其快速加息计划，直到有明确证据表明潜在的通胀正急剧放缓。虽然在经济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尤其困难，但如果在通胀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时推迟行动，那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今年到目前为止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为7.7%，远高于美联储2%的原定目标。其中一些是由外部事件助长的，特别是俄乌冲突，这推动了汽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而今汽油价格已经开始从峰值下降，因此总体通胀率也应大幅下降。但即使我们排除了这些不稳定的价格，“核心通胀”仍然在以4.8%的年化率运行且最近一直在加速。此外其他剔除了价格指数中不稳定成分的衡量标准——如切尾均值、中位数、服务和周期性敏感通胀——都有所增长，有些增加值甚至比核心通胀率还高。

我们很难为这种通胀找借口，更不用说为它会很快自行消失的信念找借口了。虽然俄乌冲突提高了石油和食品价格，但这些对核心通胀只有很小的直接传导效应，而核心通胀本身又被行为的变化所部分抵消，因为消费者会削减开支以应对更高的汽油和食品成本。此外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比2020年2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小，虽然目前为止它在上升时影响了通胀，但却更可能是降低而不是助长了通胀。许多评论家指责供应链堵塞推动了商品价格通胀，然而这一影响实际上已经下降并被更具惯性的服务通胀取而代之。从疫情时代财政支持政策中抽身的做法本应使通胀率下降，但这一过程在一年多前就已基本结束了。

在这个阶段，通胀越来越多地嵌入到价格增长中，而价格增长又助长了工资增长，反过来又助长了价格增长。这个令人担忧的过程——有人称之为“工资—价格螺旋”，但我更喜欢用“工资—价格持续性”的叫法——是由已经明显上升的短期通胀预期所支撑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私人工资和薪金的年增长率为5.7%，比新冠疫情之前的增长速度快了约2.5%。总而言之，在新冠疫情之前的通胀率上增加2.5%意味着基本通胀率为4.5%。此外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亚历克斯•多马什的估计，一系列替代性工资增长措施与相同甚至更高的通胀率相一致。名义工资的快速增长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接近创纪录的紧绷状态，每一个失业者都有近两个职位空缺等待的状况就是证明。

我希望企业能简单地用一些利润来支付额外工资成本，但我也知道最好不要把愿望与预测相混淆。由于生产力似乎相对较弱，企业很可能会继续以提高价格的形式将更高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更高的价格会催生更高工资，这种动力不需要工会或生活费调整合同就能自动显现。能够以更高价格出售产品的企业会希望雇用更多工人；但他们需要支付更高工资来吸引新员工，否则面临更高价格的劳动者就会去其他地方求职。

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之外，大部分的通胀在本质上是由需求引发的。但即使供应问题要承担更大的罪责（正如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仍然会被留在同一个工资和价格增长相互影响的境地。

不幸的是，解决工资价格持续的唯一办法就是限制需求。也许减少一点需求会对抑制通胀起到很大作用，并使失业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年失业率必须上升多少个百分点才能使通胀率下降1%？可能会接近5，正如最近的经济衰退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将通胀率从4%降到3%（我认为这是一个胜利）将至少需要增加5%的失业率。如果潜在通胀率高于4%，这很可能是事实，或者如果美联储有意实现其2%的目标，那么所需的调整可能很容易达到两倍的规模。

尽管现在采取行动是痛苦的，但拖延可能会使通胀代价更大。随着通胀持续时间越长并变得根深蒂固，那牺牲就会越大。

我希望我是太悲观了。但美联储去年尝试将希望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策略的做法催生了快速通胀和40年来最低的实际工资增长。所幸货币政策制定者似乎已经变得更加现实，并转而几乎一门心思地降低通胀。如果通胀率下降的速度超过我的预期，美联储可以放松紧缩。但如今它需要遵循使其在2020年成功帮助防止经济崩溃的同一原则：偏重于做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作者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学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