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巴黎人最爱读文学历史，藏书与阶层、职业相关

一个家庭有多少藏书，很大程度上能说明这家人的文化水平。在18世纪，很多巴黎人的家里都藏有几十本书。从《私密感的诞生：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这本新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巴黎人家庭生活的丰富细节，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书籍作为财产

法国历史学家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在本书中借助历史资料，对1200个18世纪巴黎家庭的藏书进行了分析。这些工作源自作者团队1978~1986年间对留存至今的3000份巴黎家庭档案所作的大数据研究，这些档案由当时的公证员们写在手写卡片上，记录的是人们去世之后留下的家庭生活信息。

这些卡片记录的信息非常详尽，可以说不厌其烦地记下了当时巴黎人生活中各方面的细节。藏书也是其中一类，从数量、种类到书名都有，当时书籍也是人们家庭财产中的重要部分。

“18世纪见证了一种积累一切家庭物品的倾向，收集书籍也是这种倾向的表现。”作者判断，对当时的巴黎人来说，图像比书籍要更受欢迎一些，但藏书依然很流行，3000份家庭档案中，有书的家庭占51%，与历史学家测算出的中世纪时期有藏书的家庭占22.6%相比，书籍进入家庭生活的程度大大加深。

从1本到6000本，有人藏书量巨大，有人只有很少几本书，藏书的目的与所处阶层和职业有关。如果家里只有一两本书，作用往往很特别，比如用来祈祷，或者可能是一份受赠的纪念物。作者还提醒说，当时的人也经常在家里留存一些小册子、年鉴、日历、一套百科全书中零散的某本分册、小摊贩分发的小型读物，等等，这些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书其实对推广阅读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分析方便，作者把这些藏书人按100本为界划分为两类。藏书超过100本的占全部藏书人的四分之一，主要是精英人士，包括宗教界人士（31%）、法律和医学专业人士（31%），以及贵族、法官和国王顾问这些当时的高层人士（17%）。余下的“少数派”，包括商人与有产者（8%），军人、单身女性及其他（6%），会计师和金融家（3%）。最后的4%包括行业工匠、手工业者、学徒工、仆人等。

藏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档次高的好书自然大部分属于精英阶层藏书人，他们可以聘请专业的书商来家里对藏书进行估价，制作书籍清单，妥善管理这些藏书，并建造专门的藏书室，惬意舒服地读书。

学者克莱尔·梅内的研究称，1650年出生的巴黎教士让·德穆兰曾拥有2347本书，他1732年去世，活了82岁，到生命最后一年还在阅读。除了有一大堆宗教书籍，他还有不少教育、法律和艺术类的书，比如《论孩子的教育》、关于达·芬奇的书、著名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以及一本关于孔子的书。他专门改造了一间藏书室。

总的来说，当时的神职人员藏书虽然多，但其中文学、科学类著作并不多，“他们对历史、科学或其他领域表现出来的兴趣始终都是私人的”。他们很喜欢直接把书放在自己的起居室，虽然这可能导致卧室拥挤，却也有助于更方便地拿书。也有人不怎么讲究，把书跟衣服放在一起，甚至跟柴火放在一起。有人住很大的豪宅，在每间房里都摆一些书。

法律界人士的习惯就很不一样，有专用藏书室是很普遍的。1707年去世的高等法院律师安德烈·乔福诺有非常丰富的藏书，以职业需要的书籍为主，也有满足个人爱好的读物，包括法国各省的全部习惯法汇编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涅卡等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名著，哲学、纹章学书籍，很多本辞典，还有1674~1693年间的公报总集等。

贵族的藏书条件显然要更好，比如曾担任国王音乐主管的弗朗索瓦·弗朗科尔有1091本书，他家的藏书室“仅藏有17~18世纪的作品”，是“一个启蒙时代当代人的藏书室”。他有506本书是文学艺术类的，包括大量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戏剧类的书，作者都是一些响当当的名字：梅塔斯塔西奥、盖拉迪、高乃依、莫里哀、勒尼亚尔……他还有卢梭的《新爱洛依丝》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收藏的历史书和名人传记也很多，历史类多达368本。他的职业前辈——作曲家吕利的歌剧，也有50本摆在他的藏书室里。

《私密感的诞生》中文译者之一成沅一曾采访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这位写过《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等史学名作的学者告诉他：“旧制度时期的阅读大众，尽管是多样的，但可以说他们形成了一种参与文学文化的共同意识。18世纪是作家作为公众人物被歌颂的时代，是‘作者的神圣化’开始盛行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类型首次出现的时代。”

普通人家有什么书

跟精英阶层相比，当时社会的中间人群藏书量虽然要小得多，但也有自身特色。一小部分人也有机会拥有几百本书。一位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理发师皮埃尔·阿兰，1755年去世时，留下了几百本书，估价不俗。虽是“手艺人”，但阿兰喜欢读历史、地理类的书，收藏了不少法国史和犹太史的书籍。他也喜欢诗歌，家里有奥维德的作品。

18世纪巴黎人对阅读的兴趣“无疑比100年前增加了10倍”，这体现在普通人更多地拥有和收藏书籍，“每4个巴黎人中，有3个拥有100本以下的书”。他们中的很多人收藏了与自己职业相关的书籍，也有人的藏书中体现了明显的兴趣爱好。

1643年去世的石匠查尔斯·科克雷尔收藏了一本《实践几何学》和一本羊皮纸封面的《建筑基石》，都跟他的职业有关。布料商人菲利贝尔·德洛姆1742年去世，他的遗产中有《完美谈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一切商品贸易的——不仅是法国的，还有外国的——总体性介绍”。1726年去世的画师皮埃尔·朱里昂有21本书，其中包括一本介绍《圣经》中画作的书籍。

也有人在去世时被公证的财产里面仅有1本书。1680年去世的一位刀匠师傅有一本《圣徒生平》，1709年去世的一位家具制造商有一本《日夜祷告词》。可以想象，他们在劳作之余，把这些宗教书籍当作精神寄托。

从这些财产相对不太多的人藏书的情况来看，作者认为：“在17~18世纪的巴黎，书籍既不是稀有物品，也不是奢侈的象征。启蒙时代在书籍经销方面的进步甚至把印刷品带到工作阶层之中，书籍实际上成了一般消费品，虽然人们并未大规模地购买它们。”

如果不是买的，书籍还有什么可能的来源呢？作者认为，从父母长辈那里继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人们留下的遗产中的书籍很多是来自几十年前的消费，也就是在年轻时买的。

而当时席卷文化思想界的书籍，以《百科全书》、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在作者研究的千余份记录中却很罕见，直到1770~1780年代仍是如此。看来，当时大多数巴黎人在阅读口味上并不那么激进，比较“前卫”的思想还是在小圈子里传播。

《私密感的诞生：近代早期巴黎的隐私与家庭生活》

[法]安尼克·帕尔代赫-加拉布隆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