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维加斯“迷境”：一个建立在地狱之上的天堂

早有人发现，资本主义利润的秘诀之一是成瘾商品：在现代早期，诸如咖啡、茶、烟草、酒精等非必需的成瘾消费品的流行，几乎全在当时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尤其是在欧美。通过激发消费欲望来促成稳定的重复，这类商品不仅利润高，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收入增长潜力，还往往提供了有效的税收来源，由此市场的巨大力量推动着政府和私人都得到了稳定的利益回报。

这听起来非常美妙，不是吗？然而，任何成瘾都是有潜在代价的，尤其是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成瘾。人类学家娜塔莎·道·舒尔在研究了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机器赌博现象后发现，当地几乎所有的机制都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们更深地沉溺在赌博的游戏之中。赌场内部像迷宫一般，让置身其中的玩家失去了时空感知，可以在里面不分白天黑夜地一直玩下去。

从表面上看，人们之所以花钱去赌博，当然是为了试一把手气，赢得更多钱，这一意义上的赌徒，其实是“运气文化”之下的投机者，是“运气的诱饵”促使他们投身于赌博。然而，正如爱默生所说的，“浅薄的人才会相信运气”，本书的原书名Designed Addiction（被设计好的成瘾）则指出了后现代社会中更深刻的赌博心理根源：“他们赌博背后的动因既非运气也非控制，也非二者间的张力；他们的目标不是赢，而是继续玩下去。”也就是说，人们享受的已经不再只是赢钱那个结果，而是沉浸在游戏的过程中，这样他们可以“待在机器的迷境里，把其他一切都忘掉”。

这是赌博行业一系列漫长演化的结果，老虎机不再只是个简单的机械装置，而变成了一台营造完美游戏体验的复杂机器。讽刺的是，正由于老虎机起初只是像街机游戏那样随手一玩的东西，大众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跟真正赌博一样的恶习，直到三四十年前，各州在经济衰退之际试图找到新的增收途径时，才开始把它“洗白”成一种主流的消费娱乐。相比起以往那种一掷千金的豪赌，老虎机赌注很小，但正因此，它才有了一个突出的优点：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小赌怡情”，随时随地都能玩。这些“重复性玩家”或许一次投入不多，但由于其庞大的数量和高频的次数，最终反过来成为赌博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心——简言之，那些高注的牌桌大赌像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而街边的老虎机却让赌博体验变成了一种大众消费。

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研究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博现象之后，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到了理性科层制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早已失去了在公共风险事件中展现自身人格的机会，而赌博却能满足个体体验参与命运塑造的英雄式行为，因为它是一个模拟了真实结构的人生竞技场，可以让玩家“沉浸在人生的无限可能之中”，在那里，他们成为了一个平日没有机会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我们想一下就能明白，现代社会中的很多活动都带有类似的特征，旅游、蹦极、过山车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人们渴望从“安全而无聊”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寻求一点惊险刺激，短暂地尝试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更进一步说，好莱坞电影中之所以盛行个人英雄主义，恐怕原因之一也是普通人渴求代入这样的角色中，体验一番人格自我呈现的冒险之旅。问题是：大部分人能辨别清楚这中间的虚实边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来虚拟技术的发展，使那个二次元世界不仅变得更为逼真，甚至看起来比现实世界更舒服、更愉悦也更吸引人，尤其如果你的现实生活一团糟的话。

和所有这些体验一样，老虎机既是冒险，但又不会引来真正的风险，它反倒是塑造了一种可靠的机制，保证了一个与现实生活绝缘的安全区，在这里，玩家可以逃避自己不尽如人意又缺乏安全感的人生，获得难得的确定性，仿佛只要手握操纵杆，就能得到大致可预见的结果。正如有研究者一针见血指出的，人们在这样的活动中进入了一种“悬置生命”的状态，仿佛灵魂出窍，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就不仅仅是赌博的问题了，倒不如说，赌博活动最集中地折射出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症结。机器赌博是一种孤独、连续、高频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渴望的并不是通过互动连接彼此、创造自我表达，而是减少选择、断开连接、疏离自我。研究赌博成瘾问题多年的霍华德·谢弗强调：“只要人与某一特定对象或一系列对象（如毒品、赌博、电脑）重复性地交互，且此类交互可以稳定地使人获得自己想要的主观体验变化，成瘾的倾向就会出现。”换言之，那本质上是一种单调、重复的沉迷，是人的异化——实际上，工作狂也是如此。

在工业革命初期，很多人无法适应机器的节奏，把这种异化看作是对人类天性的束缚或压制，渴望摆脱机器，回归社会连接，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反倒要躲避社会生活，自愿陷入机器创造的世界里？这固然是因为现在虚拟空间越来越吸引人，成瘾机制的设计越来越精巧，但根本上的原因还是那个原先的有机社会已经一点点瓦解，孤独的个体要面对无尽的风险和欲望，但这却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此时，很多人都非常一致地产生了麻木感和逃避心态，在机器面前，他们进入那种远离世间纷扰的空无状态，假装外面的所有风暴都与自己无关。

毫无疑问，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一旦返回现实生活，就会如梦初醒地发现问题仍然在那儿，但这痛苦的现实又会更进一步促使他们逃避到机器所创造的那个虚拟空间里去。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赌博看起来给了人们一种主动、可控的私人化内省体验，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往往反倒更进一步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控制感，而他们的成瘾，到头来只是给赌场创造了利润。很多人甚至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没有从中抽身退出的意志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永远无法从这个迷境中走出来，因为这个迷失自我的空间却也正是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舒适区。

现在来看，拉斯维加斯的繁荣正是奠基于美国社会盘根错节的问题之上。在这一意义上，这座赌城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经济和美国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以至于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1980年代初就曾说过，“要理解美国，只需看看拉斯维加斯”。他说得没错，那确实是理解美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拉斯维加斯的纸醉金迷有时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被嘲讽为“世界下等人之都”，但直到1952年，这座荒漠城镇才出现第一个交通信号灯，第一部电梯则要晚至1955年。1969年内华达州立法院通过划时代的“公司赌博法案”，允许任何人收购和新建赌场，它的繁荣由此才真正拉开序幕。为什么它没能更早兴起？那不仅仅是因为法案没通过、服务业尚未兴起，也因为一个关键因素：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成瘾品常常要面临社会强大的道德制约和批判，更别提赌博这样的恶习了，但随后的去道德化既解放了个人，也为更普遍的成瘾行为打开了大门。

大规模、重复化的常态化成瘾行为，是对生活的殖民化，势必伴随着对社会道德观的重塑，这既意味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但换一面看，又意味着原有的问题更积重难返。人们之所以成瘾，并不仅仅是道德法规的松弛、技术的升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共交往的衰落造成的私人生活狭隘化。即便是那些赌博并未合法化的地方，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结构性社会问题的累积带来的心理空虚：很多人沉迷于明星、游戏或短视频，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比自己的现实生活更好的寄托，因为这种注意力的转移至少可以在短期内舒缓焦虑。

要解决成瘾问题，道德说教乃至立法禁止都收效甚微，但现在问题的棘手之处还不在于如何解决它，而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人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解决它的社会努力，将之留给个人去面对。乍看起来，这是对个人选择权和自由的尊重，但也意味着除了个体之外无人为此负责，而这种情况下面对庞大世界的孤立无援，恰好是人们起初陷入沉溺的原因之一。

从赌博成瘾来看，这远不只是通过心理治疗重获自我控制就能达成救赎的，因为那个精巧设计好的成瘾机制并非完全道德中立，总有一部分人无法禁受那种诱惑。事实是，美国人70%的疾病都与各种社会压力造成的病态有关，为此每年要花掉数千亿美元，这就是社会代价。正是在这些方面，拉斯维加斯是当代美国的缩影：它能用金钱堆起一个超级诱人的迷境，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但这样一个“天堂”，却正是建造在地狱之上的。

《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

[美]娜塔莎·道·舒尔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