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上）

一、短期经济政策出台

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底层逻辑

关于中国经济，整个由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形成的生产网络，在过去的40年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过程中，我国经济涌现出大量重要的节点行业，以及把这些行业维系起来的大量市场主体。这充分体现了在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紧密结合。

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支持之手或有形之手，在过去40年起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搭配作用。政府通过5年规划，通过产业政策，通过举国体制等做法，聚焦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这些节点行业推动技术变革和大量投资，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市场主体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形成了非常有活力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产网络。梳理过去40年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54亿个市场主体的出现，背后体现了在过去40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中国经济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大量投资这些节点行业、关键行业，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增长。我们的分析也显示，在过去40年，中国的投资率(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GDP之比)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本上投资率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这是我们基于过去40年的数字做的一个简单分析。

我们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时间的前30年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有大量的资源配置到这些节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的、将近4%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我们也看到，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尾声，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能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已经开始下降，目前已经降到2%左右。

所以在考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宏大的背景。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的发展，还是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但是我们的测算也显示，现在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概是美国的40%左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如果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2.5%到3%的年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已经结束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一个国家要继续保持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变得比较困难。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或者说思考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时候，怎么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就变成我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政策界，包括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来源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许多分析。对中国而言，我们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经济奇迹，即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仍然可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在于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还有五大动能，而这五大动能很有可能会构成未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最重要来源。这五大动能包括数字化转型，也就是再工业化。

因为我们虽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产业互联网进行再工业化，这个过程本身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提升。同时围绕着再工业化的基建，即新基建，通过大量投资于焦点行业、节点行业，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巨幅提升的空间。同时我们仍然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工业在未来能够在经济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占比。制造业不断的高端化发展，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包括技术、生产方式和激励机制变革带来的可能性。因此更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将会巨幅提升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未来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带来可能。此外，还有碳中和进程。这不仅是单纯的能源革命，更是一个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彻底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每一个因素、每一个动能，和它们对应的大量的投资是未来我们应聚焦的方向。

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稳增长、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时，需要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通过积极的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这些节点领域、解决节点问题，从而实现比较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是讨论增量政策，或者长期结构性改革时，最重要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最宏大的一个趋势背景。

未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政策、应该投资什么样的节点领域、结合短期情况应该怎么去恢复1.5亿个市场主体的活力?在新基建领域怎么构建5G、6G的网络和地空天的通信网络?怎么向高端制造业迈进?怎么通过新型城市化、公共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投资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此外，“双碳”目标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向教育方面的投资等，都是我们在未来需要配置大量资源的一些节点领域，也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节点问题。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会带来大量的投资。用碳中和目标举例。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显示，如果2050年全世界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量，全球范围内需要的投资规模是131万亿美元。中国占了全世界碳排放的30%,如果等比例分配投资，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计算，2050年为了实现碳中和，我国需要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达到255万亿到270万亿人民币的体量。其他机构发布的预测报告也基本是百万亿量级的投资。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的剧烈变革已经开始。

这种背景下，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增量政策的出台应该怎么去做?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投资，高投资率也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能够保持超过9%的年均GDP增速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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