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书写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是一位东德女性小说家

克丽丝塔·沃尔夫：切尔诺贝利与对“风险”的感知

乌克兰边缘的天空在闪光。36年前的4月26日午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次拙劣的安全测试出了问题。4号反应堆的屋顶爆炸了，铀和石墨被喷上天空，将放射性粒子灌入大气。大火持续燃烧，由于苏联当局的决策失误，周围地区的人员疏散工作迟迟没有启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暴露在有毒的空气里。这场技术灾难铸成了一大片有放射性的云，飘荡在欧亚上空，锶、铯、钚等放射性元素粒子升空后又在巨大的范围内慢慢沉降，其中有一片长30公里的地带，就是著名的禁区“Zone”。

这是个特殊的“时刻”。战争、流血冲突和屠杀，或是地震、饥荒、洪水，乃至“9·11”这样的悲惨事件，都可以用广义上的“文学”来吸收；《西线无战事》是写一战的，《愤怒的葡萄》是写美国中部的一场大逃荒的，对这类事件的书写，不管它成为赢得盛名的文学作品，还是仅仅是相对平淡的叙事，抑或是以个人视角讲述的“故事”，都是一种赋予它以意义的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能把它提升为“悲剧”，纳入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之中。然而切尔诺贝利不同，对这件事，人们一直不知道如何赋予它以意义。

要到了19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初，事件的诸多后果和内幕显现出来时，才有了一些相关作品问世，最有名的如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访谈纪实性质的，其他如沙希利·普洛基以及亚当·希金伯坦的作品也都是非虚构类，都出现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至于相关的小说，构思一本悬疑性的、以恐怖为卖点的作品，要比严肃创作容易得多。

然而，最早对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书写的人，却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苏东集团里的女性小说家。

克丽丝塔·沃尔夫，民主德国（即通称的“东德”，与联邦德国——“西德”相对）的一枚“文胆”，时年57岁，在核泄漏发生一个多月后，她就着手写这本题为《事故：一天的新闻》的小说。核泄漏是高度敏感的事情，核能本来就事关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核心机密，何况那时还有着凝重微妙的冷战气氛，沃尔夫身在东德，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她掌握了什么内幕，一时不吐不快，还是想要代表惊惶不安的人们痛斥事故的责任方？

小说在当年9月完稿，旋即出版。人们在书中寻找内幕性的东西，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克丽丝塔·沃尔夫把核泄漏写成了与天灾很相似的事物，和地震、洪水之类性质类似，其第一属性是“偶发”。引起爆炸的事故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固有于科技创新的进程之中，只要人们设法开发核电，就有一定几率会遭到这类事件的伤害。她把人为因素全部撇弃不提，我们大可以断言，她是有意规避审查的风险。

那么她写的是什么？书名里讲了：“一天的新闻”——小说的主线发生在一天之中，主人公是一位作家，听到核泄漏的消息后，有了持续一天的内心活动。他想到的事情，跟环境崩溃有关，跟技术扩张那种令人窒息的前景有关，但最重要的所思在于他的弟弟，那个年轻人正躺在医院的手术间，外科医生要开颅切除其中的脑瘤。切尔诺贝利的事情让作家看到，技术自身可以像弗兰肯斯坦一样，脱离开发和使用这种技术的人之手而独立存在，自行施展力量——那么，弟弟的手术是不是也不像之前医院许诺的那样，有着令人放心的成功率了？

通常而言，一场灾害事件只会影响到在现场的那一小部分人，世上的大多数人应对这起事件的方式是（在一个安全的地点）远距离想象，有时候，就算是身在现场，人只要设法不看或是赶快离开（比如一起流血的枪击事件），也就不会长时间处在恐慌之中。然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效果刚好相反：远离现场千百公里的人，认知都受到深远的改变，他们在得知消息后，对灾难并无直观印象，但抬头看向天空，却会感觉天空已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作为小说家的克丽丝塔·沃尔夫，在书中用一个政论家的笔法写道，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的一个明确无误的断裂——“我们的时代似乎又一次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之前’和‘之后’”。

后来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把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不过对沃尔夫来说，20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断裂发生前就已经断过。她生于1929年，一个名叫兰德斯堡的地方，该地一直属于波兰，当时却被德国所占领，1924年后，希特勒从这里发家组建了纳粹党，1933年当上德国总理，德国逐渐进入第三帝国时期。沃尔夫在那种铁血氛围下长大，看着家中的墙上挂起了元首的肖像，又在德军崩溃前夕被家人匆匆烧毁。对她来说，战败的德国进入的是一个“后第三帝国时期”，因为第三帝国实在是一个过于突出而全面的存在。

在1949年后，德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沃尔夫成为东德的一分子——这多少也是出于偶然，只因她的家庭在战后的混乱中几经流落后，落脚在了一个城市，而该城后来被划归东德。对沃尔夫来讲，个体无从主宰生活，命运被巨大的政治力量任意左右，这样的体验实在太深，所以“风险”这个东西一直是存在的。希特勒发动战争时，他的德国人就处在高风险的状态中，前景完全取决于战事的走向。而当德国裂成两半，她不无焦虑地意识到，待在东德的风险要比西德更大。东德是一个没有自己主权的国家，而且它的政治合法性似乎也大大系于苏联事业的成败，不像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后，相对于东邻，拥有了不言而喻的优越地位。

沃尔夫在她1980年代的几部小说中，连续表达了一个看到风险的人只能徒劳发出危言的无力感。徒劳是因为无人听得进去，听进去的人也做不了什么，无力则是因为她自己不能离开这个她清晰地预见到的危局。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卡珊德拉》中，她以《荷马史诗》中的预言家卡珊德拉为主角，重写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卡珊德拉看到，希腊军队为了海伦而来进攻特洛伊，并且使用木马计，要攻陷特洛伊城，可是狂妄自大的特洛伊统治者根本听不进她的话。饶是如此，卡珊德拉也不能离开这座城，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步步下沉，与城和所有人同遭末日的灭顶。

但就在这个下沉的过程中，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沃尔夫从中又看到了什么样的意味，促使她放弃了《卡珊德拉》中“以史喻今”、相对安全的写法，而选择去回应正在发生的时事？

《卡珊德拉》

[德]克里斯塔·沃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乌尔里希·贝克：一个前所未有的“习惯化”的开始

就在1986年春天，比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早约一个月，西德的书市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名为《风险社会》。它所说的“风险”固然也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七八十年代以来冷战的持续升级，使东西方的人们普遍感觉到热战和核武器的威胁——但它更主要、更直接的目标指向了技术。60年代随《寂静的春天》等作品出版而引起的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在那时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人们从反滴滴涕运动中，认识到化学污染的危害是人的感官无法直接体会到的，却会长时间地、深刻地恶化人所生活的环境。到了《风险社会》这本书，它从社会学的角度，给技术带来的无处不在的威胁感做了一次解释。

巧合的是，《风险社会》的作者、1944年出生的乌尔里希·贝克，和写《事故：一天的新闻》的克丽丝塔·沃尔夫一样，也出生在后来的波兰地区。贝克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镇，后来被家人带到了西德的汉诺威。汉诺威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中表现出色，贝克也一直在西德的几个大城市过着平稳的求学生涯，直到1980年代初，在宁静美丽的小城班贝格当上了社会学教授。贝克的日子过得十分舒服，但《风险社会》一书使他开始被公众舆论注意到：他成为一个对技术和社会危机做解释、做预言的人。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他几乎成了一个先知。

不清楚克丽丝塔·沃尔夫是否读过《风险社会》，也不知道乌尔里希·贝克是否读过《事故：一天的新闻》，可是，这两本在1986年问世的德语书，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和之后，像两面镜子一样彼此呼应。那时，冷战和东西方的对立，始终是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实，但贝克在书中讲到一个不分东西方、世人共同面对的问题。他说，科学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成就，让人们陶醉于“现代性的力量”，尤其如现代医学的发达，往往让人自得于其中，而倾向于低估它的副作用和风险。但“现代性的力量”正在带给我们普遍的风险，同时，这些风险是无法用感官直接触及的，当我们发现它们的时候，我们的机体已经病变——新生的胎儿有了畸形，肺部已感染肺炎，神经中枢已被无声无息的辐射所损害……我们不仅要承受痛苦，而且要承受在对待自己的痛苦方面无能为力的痛苦。

对这些风险，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依赖专门的科学知识，它们定义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危险。于是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认知主权”，因为判断周遭环境中何物为有害，何物为无害，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当一场新的流行病发生时，我们将别无选择地去依赖各种“科普”，从零开始了解这种病的发生原理，去理解相关的防范措施；每个人都要被迫成为自己的专家。通过这种速成班式的应对，我们不无狼狈地想要重新获取对自身的控制权，并很容易发现自己疲于奔命，产生了一种在一个已有的漩涡中越陷越深的感觉。

这里充满了自相矛盾。科学（据说是“造福人类的”）力量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领域，然后告诉我们其中有类似古代神魔幽灵那样的东西，它们威胁着我们的生活。科学家告诉我们空气中存在着病毒，于是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心事重重，每个人与他人的每一次接触都笼罩着对虚拟风险和感染概率做计算的阴云。贝克说：“危险的、敌对的物质隐藏在无害的外表下。于是我们看待一切都必须用双重目光，只有通过这种双重性才能正确理解和判断。”感官感觉到的是一种现实，但专家们勾画出了第二种现实，必须依据它来观察、评估可见的世界——“必须根据第二种现实来调查、相对化和评估可见的世界，这种现实只存在于思想中，却隐藏在世界中”。

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大大印证了贝克的讲法。虽然灾难发生在乌克兰，可是整个欧洲，哪怕是距离那里最远的西欧人，都从各种专业人士的讲法中感觉到了环境恶化的风险。人是会做各种想象的动物，又是能使用复杂的语言来交流的动物，他们抬头看天的时候，觉得天不似以前那样；在大晴天看到一朵不太白的云，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戏谑“核辐射云飘来了”，戏谑中混合着轻蔑和恐惧。作为小说家，克丽丝塔·沃尔夫对语言至为敏感。在她看来，历史的断裂不需以多少重大的事实为证，只要看一个词的意义的变化。她写道：

“在我祖母的时代，‘云’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冷凝的水汽，仅此而已。然而，现在，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云把属于诗歌的白云打入了档案册里。”

沃尔夫在东德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的小说可以行销到西方，作为东德的一块文化招牌，她既能获得代表国家参加跨境文化活动的机会（如1974年她曾赴美交流），同时又被东德的秘密警察组织“斯特西”牢牢盯住。她不能直接写出自己对政治风险的感知，在写《事故》一书时，也必须谨慎措辞，避免落下一个攻击苏东集团的话柄；可是她用纯文学的方式——记下一个人一天的冥思独白——写出了贝克所观察到的那种“现代性的风险”，这个风险是无视国家之分、意识形态阵营之分而存在的，因为国家走的政治路线不同，却都拜伏于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脚下。

不过，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贝克的《风险社会》还未能真正获得世界性的重视，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还会把切尔诺贝利的后果视为“政治风险”的一部分：核泄漏的事毕竟发生在乌克兰，那里物质生活匮乏，政治生活不健康，不正常，所以可以不把它看作普遍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后果，而看作是东方集团爆出的又一桩丑闻。

那时的世界尚裂为两半，“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这样的概念还不存在，然而贝克却是率先尝试通过指出风险的方式，将人类命运捏合到一起的社会科学家，将他称为最早的“人类世”学者，也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观念确实超前，所以不奇怪的是，《风险社会》出版后迟迟没有译成英语。贝克认为，现代性的风险超越了我们所有的空间、时间和社会区分的概念，有些东西昨天还很遥远，如今和未来却可能等候在每个人的门前，迫使人们去注意它、害怕它——这样的忠告亦如卡珊德拉的预言一样，绝不会是大多数人爱听的。

它的英译本要到6年后才问世。6年后，也就是1992年，不能不说这里有种必然性。1992年，切尔诺贝利的后续事件正在发生，冷战已经成为往事，历史被宣告“终结”，柏林墙也已被拆除，东柏林人涌入西柏林，柏林政府着手清除一切东德留下的痕迹，克丽丝塔·沃尔夫最担心的事情——一个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政权被宣布为罪恶并遭消灭——到底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带来无数乐观的理由，因为取得胜利的似乎又是正确的一方，但就在这个时刻，《风险社会》得到了真正的世界性的重视。

当沃尔夫失去了她的祖国，而在祖国大地上真正成为一个陌客的时候，乌尔里希·贝克成为学术明星，是尤尔根·哈贝马斯之后德国社会科学家中的第一人。“我们的时代又一次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之前’和‘之后’”——克丽丝塔·沃尔夫在1986年写下的这句话，是多么富于先见；切尔诺贝利事件也是多么适合今天回顾和参考。我们理应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到科学的副作用和局限性，看到以“科学”的名义所作的种种策令，常常只是为了挽救对它的不再牢靠的信仰。然而西德出身的贝克不像沃尔夫那么悲伤，在很大程度上，他还算是个乐观派。

贝克对世界发展前景的模糊性、复杂性持开放态度，他认为，风险社会的降临，有助于推翻科学的无上权威，有助于削弱由议会、主权政府和领土国家主导的国家政治，而以前不具政治性的领域，像是性别关系、环境、家庭关系之类，一旦被政治化，则可以构成他所谓的“微政治”。他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他当然也有担心：他担心国家会用倒退的方式来应对风险（例如，他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就是把抵御21世纪的安全风险一事简化为“擒贼擒王”式的针对性打击），他更担心那种对风险的干脆否认。他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习惯化”的开始，我们将习惯那些长了肿瘤的死鱼、死鸟，习惯过于炎热的夏季，习惯每天的防护和一定几率的“中招”……他似乎（虽然带着无奈）欢迎看到风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2015年，贝克死于心脏病突发，如果他还活着，看到如今人们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乃至撕裂，看到那些对“后人将会嘲笑我们”的断言，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德]乌尔里希·贝克 著

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