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洛华：风险都在市场里化解，中国科技才会突飞猛进

2018年，周洛华想把过往做个梳理，开始充满学术雄心地写作“金融哲学三部曲”。他此前已经出版《货币起源》和《市场本质》两部，因为今年春天疫情而耽搁上市的《货币起源》，是这个系列的收官之作。“金融哲学三部曲”有个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试图突破经济学、金融学的传统学术观点，强调要加入人类学、社会学的观察视野，尤其注意人性带来的影响。

与其他金融学者相比，周洛华本能地更加关注社会环境和人性在金融活动中的影响。写完《估值原理》后，他觉得自己终于在冷冰冰的金融学中加入了“人的灵魂”，“把它交给有血有肉的人”。

社会需要“失败”的我

第一财经：“金融哲学三部曲”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喜欢在金融学中穿插个人经历，尤其是到了《估值原理》，会写“听说某同学炒股发了大财不舒服”，在渔民面前有虚荣心，曾经也想巴结大佬走捷径，等等。这样的描述在之前金融学者和经济学者的书里很少看到，为什么要写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

周洛华：我最后对金融学的全部理解就是两条，永不妥协的正直和漫澈心灵的诚实，做到这两条就好了。一个人诚实以后才强大，聪明人实际上并不强大。人类学里解释女性之所以喜欢诚实的男性，根本原因是因为她们喜欢和基因稳定性好的男性结合，生下的孩子更健康，活得更长。所以我觉得聪明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对不诚实的一种补偿。金融学和人类学是一样的，金融活动就是把诚实的男性筛选出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诚实的人。

第一财经：在《市场本质》和《估值原理》中，你尤其谈到祖父周谷城去世后，你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家人和周围人的一些反应，包括开发商在饭局上的炫耀。这些年阶层跨越的话题挺热，大多都是聚焦在通过高考从底层跨越到中间阶层的群体，很少有更上层一些的人谈阶层变化的感受。你为什么要写这些？

周洛华：第一，我说了实话。第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使命，这是经历了很多事情才明白的。我发现很多人恭维我，巴结我，实际他们想看到一个“失败的”周洛华，看到周洛华很落魄，会很开心，就说：“你看周洛华有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家庭背景，最后他还混得那么差，这说明什么？”包括我给人说自己炒股失败也是，他们虽然安慰我，但内心是开心的——可是他们并不坏，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我也明白了，社会需要一个失败的周洛华来告诉周围的人，社会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还是有希望。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成功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大多数人感到很公平的情况下，一起玩命工作，全社会就有奔头。所以后来我也理解了刘阿斗的宿命，为什么史书上把他说成是一个很笨、无知的家伙，把诸葛亮提得很高？就是要鼓励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鞠躬尽瘁，国家才能进步。至于历史上真实的刘阿斗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

以前我也觉得，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成为一个先锋战士，得到组织提拔，到重要岗位带领一大堆人做出成绩。后来我知道了，我即便干得再努力、做再大的自我牺牲，只要体制提拔我，就会有人嫉妒，说我是靠家庭背景。至于那些开发商邀请我的饭局，用人类学的视野来看就更明白了，和印第安部落的夸富宴差不多。当时我参加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做“大房鸭”这个房产中介平台，他们需要我以“刘阿斗”的身份来向他们表示臣服，一旦我臣服了，他们就确信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饭局上当众把我作为教育孩子的反面对象羞辱后，很多人反而开始同情我。

“圈子”在阻碍科技进步

第一财经：你怎么看这种阶层流动和变化？

周洛华：这其实对我个人是个更好的事情，因为我祖父已经去世20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想就是，如果我早一点能领悟很多事情就更好了，真正领悟我已经50岁，还是有些晚。马尔萨斯的理论实际上是对的，他说，之所以每隔10年就有一场金融危机，是因为每一代人都需要个教训，需要把刚刚成功的中产阶层送回到底层社会去，让他们重新开始努力工作。所以阶层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激素”，你一定要有这个盼头才会努力工作，才会得到反馈。我的经历也告诉我，社会不仅是分层的，而且是可以垂直流动的。

实际上你知道吗？对我来说焦虑更可怕。20多年来我一直担心自己社会地位掉下去，别人瞧不起我，同时又担心别人是因为我祖父、祖母的原因而看得起我，就有很严重的焦虑。后来，我在国企改制时主动离开体制创业，不是做大家抢着当的基金经理或者开发商，而是去房产中介行业，我因此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一下子觉得脚踏实地了。到创业第三年，企业终于好转，我才开始有从零往前奔跑、每一天都是进步的感觉，那时我43岁。

我后来交的朋友，平时不怎么来往，也没有提携一说，但是都光明磊落，彼此心心相印。

要是像以前那样混圈子，我就希望别人求着我，或者我希望加入某个小圈子或者组织，来获得某种好处，因为一旦加入那种组织，其实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但那种东西是非常糟糕的。往大了说，正是因为这些掺杂着利益的小圈子或者组织，在真正阻碍国企改革，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因为圈子是帮人防范风险的，结果最大的风险都在圈子里面化解了，不需要科技进步来克服风险。如果所有的风险都在圈子以外的市场里面化解，中国的科技才会真正突飞猛进。

包括我创办的房产中介企业也是，为什么进步得那么快？就是因为我在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被羞辱、被人踩下去后明白了，我已经脱离了任何一个体制圈子，没有人因为你祖上照顾你，只有想办法用科技进步的力量自己在市场生存。

房产开发商的“夸富宴”

第一财经：冒昧问一下，你受到过什么羞辱？是在《市场本质》里写的，创业后和两个房产中介，去到挂职做领导时有工作往来的小区发房产信息传单，被保安驱逐吗？

周洛华：保安的行为倒是正常的。开发商羞辱我非常厉害，而且羞辱我对有些人有巨大的乐趣。一开始我也很蠢，以为屁颠屁颠巴结开发商就能够打入他们的圈子，能够获得他们的委托，因为他们也要卖一手房，我房产中介一下拿到一大堆房源不是很好嘛。其实他们之所以要和我吃饭，是很享受叫我给他们倒酒的感觉。我就得一边殷勤地倒酒一边赔笑着说：“某总，你可得帮忙，这一单一定要委托我！”他们叫我喝酒，我也仰头就喝，直到喝醉。第二天酒醒了，再去找开发处的人谈房源，结果人家不认。

这样的饭局多几次后我明白了，饭局上我的出现满足了有些开发商巨大的虚荣心，他们需要社会等级晋升的证明，因为所有人开局的时候都这样说：“洛华，我们和你不能比，我们都是来自社会底层，从小连裤子都没钱买。”对开发商们来说，社会是公平的，只要胆子大、抓住时代的机会，敢借钱敢买地，社会地位就上去了。

开发商那样对我，我一开始感到困惑，之后觉得被羞辱，后来感到疲惫，最后是恍然大悟，“哈利路亚”，庆幸自己有这么精彩的人生，体现了金融学的“遍历性”。我想起摩西带领犹太人到了应许之地，分手时告诫犹太人，“你们注定还要经历大悲喜”。我想，我真的是人生经历了大悲喜，既有开发商羞辱我，也有普通买房人帮助我。

所以我最后皈依了人类学。也是学了人类学后我明白，开发商做的那些不仅现在仍然保留在印第安部落的夸富宴里，也曾经在人类500万年的进化史上反复出现。以前我确实挺不容易的，有羞辱、眼泪，但我最后很快乐，是得到真理、明白真相的快乐。

第一财经：你还说创办房地产中介公司时看到了很多人性，那又是什么？

周洛华：刚创业时我做了至少8个月房产中介。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从早跑到晚，一天最多只能看3家。最常见的困难是客户不守时，又要花言巧语稳住房东，然后拼命再去求那头早点来，还不能责怪任何一方。最尴尬的是带着客户看房时，碰到另一个中介也在看，我才知道自己真的很糟糕，真的不如对方专业。另一个中介上来就挑出房子一大堆毛病，这不是杀房东的价格，房价那里是变不了的，而是杀他的傲气，让他松动一些立场，更容易回答更多问题。我的客户一看那个中介的表现，也感到自己跟了一个不专业的人看房。那时，我懂再多的金融学、再跟他说什么我是常春藤毕业的都是在胡扯，我都感觉自己是在耽误客户，很对不起他。

看房时，很多房东非常傲慢，炫耀自己房子买得很早，有好几套房。我得善于捕捉他们家每一个能够尽快提升我地位的信号，比如瞬间把墙上那幅草书念出来，再夸房东有品位，他会对我刮目相看，“你还读过几句诗？”我就客气地笑着说：“常春藤回来的人里面，我算是比较喜欢中国古代文化的。”如果看出房东对体制比较熟悉，我会委婉透露一下我们是根据几号文件出来创业的，对方又尊重我一点。对房东的各种吹捧和“装”，都是为带去的客户赢得更多停留时间，让房东回答问题时稍微详实些。

中介带客户看房时要穿鞋套，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我和美国、日本的房产中介沟通过，他们都觉得不可想象，你让我带着客户去买你的房子，还要让我们穿鞋套，不就是觉得我们脏吗？后来我看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的《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明白了，房东那样做不是觉得我们脏，是委婉地告诉我，我很低贱，他高贵的特征是有房产证，房产证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等级的象征，有地、有房子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

金融博士应多跑农村工厂

第一财经：这些对人性的观察在你研究金融学时，带来哪些新的视角？

周洛华：就拿房子来说吧，创业前，我认为房子就是房子，因为整个金融学都在用数学描绘资产价格变动符合什么样的随机漫步。经济学家也好，金融学家也好，都是使用资产在交易过户时产生的价格来研究资产。但是做了房产中介后，我不再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房产交易，而是从人性来看。

有个中国香港的房产中介给我说，香港人把第一次买的房称为“上车盘”，这个说法对我启发很大。所谓“上车”就是大家都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努力，房子在中国被当成一个不一样的球在玩，是社会地位晋升的标志，里面包含着户口、孩子就近上学的便利和权利，等等。

所以“一线城市的房产究竟应该值多少钱？”，这是个错误的问题，贴在房产上的标签并非价格本身，而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房产究竟值多少钱才能让人安心持有不抛售？”“房产究竟涨多快才能让开发商花钱买地？”“房产究竟涨多久才能让辛辛苦苦朝九晚五工作的年轻人放心签下一个巨额的按揭贷款合同？”

第一财经：所以在《估值原理》中你才呼吁，金融学博士生都应该往农村和工厂跑，而不是整天泡在银行和交易所里，那样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才会变得更安全？

周洛华：是的。金融学作为学术，是讲对和错的，但是金融活动在现实世界中，只有输和赢。如果你在输和赢的问题上加了很大的杠杆，就变成生和死的问题。所以，用对和错的那套东西来衡量生和死，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于输和赢都是。这也是我对金融学最大的一个忧虑，所以我才建议博士生们多往工厂、农村跑跑，可以看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不能只在银行和交易所。

我们的金融活动是有中国特色的。为什么这样说？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金融活动，根本上还是要在时间轴上管理自己的群体、部落、社会、国家的最大风险。每个民族、部落进化路径不一样，面临的风险也不一样。就中国来说，历史上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荒年不济、青黄不接，管理风险的手段就是搞平均主义，抱团取暖，互帮互助。

金融学对付风险只有三种手段，对冲、保险和分散化，这三种手段演化出不同的金融活动和估值体系。所以要理解中国的金融，首先要理解我们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特定风险是什么，那些肯定不是外国教科书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田间地头自己去体会出来的。

中国古代人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我的理解是，听老百姓在唱什么样的歌，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怎么样。西方人类学家经常引用的一句诗也很有意思，“唯有大地，歌声如风”，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去听一听它的风声，闻一闻它的空气，看一看它的大地，就知道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才能真正了解这里的人，体会他们的风险，识别他们的金融活动，理解他们为什么设计了这样的金融体系。

《估值原理》

周洛华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