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银：不应将ESG与传统能源对立，未来10年煤炭仍肩负重任

面对气候变暖、极端气候频发，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势在必行。然而，2022年多数时间，俄乌问题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新能源的不稳定性也使各国重新考虑其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方案。在关注ESG和碳中和的同时，美银证券认为不应该将传统能源与之对立。

中国同样面临新旧能源过渡的挑战。在中国的能源系统中，84％是化石能源，煤炭在一次性能源中占比为57%，碳中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水电和核电空间有限，为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风电、光伏最终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大约需达65%-70%。这一目标挑战重重。

美银证券（BofA）中国研究部联席主管、亚太地区基础材料与油气行业研究主管及亚太地区ESG研究联席主管赵彦琳（Matty）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在新能源发展尚不成熟之际，未来还是需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共同发展，依靠煤炭发挥作用，结合煤炭的高效利用，例如碳捕集（CCUS）等。目前煤炭在一次性能源中占比为57%，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年平均下降约1%， 2030年之前，煤炭占一次性能源比例仍将保持在50%左右。到206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会低于5%，达到碳中和。而实际煤炭占比的下降幅度，需考虑多方因素——首先是CCUS的发展，二是氢能和储能的发展，例如利用氢能作为储能的方式，或电网整体的建设。

传统能源在未来10年仍身兼重任

近两年来，中国政策层面、企业层面都在致力于发展新能源，其中包括风、光、电这些传统新能源。另外，氢能、储能、纯电动汽车（EV）和非车载电动汽车充电器（EVC）等也是美银重点关注的领域。但就今年而言，在美银关注和覆盖的所有材料里，煤炭和油是美银的首选。

“我们在关注传统能源的同时也关注ESG（环境、社会、管治），虽然有人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但在我们看来，两者之间是有衔接关系的。”赵彦琳对记者称。事实上，煤炭公司产煤并没有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从下游或中游环节减少排放以及清洁利用煤。一个反例是，德国在突然面临能源危机时却选择使用煤炭残渣，其排放量是中国使用的煤炭的4到5倍。“使用更高质量的煤炭和更清洁的利用手段很重要，且挖煤本身不产出二氧化碳，只有使用不恰当的方法烧煤、焚埋、填补才会产出二氧化碳。

在美银看来，传统能源在未来五到十年仍将是中国主要使用的能源，在目前能源结构下尤其如此。中国是煤炭大国，对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仍高，考虑到能源安全和独立问题，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依然起到了压箱石的作用。

尤其是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国内电力紧张、全球能源短缺及欧洲能源危机带来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短期内欧洲由于极端气候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力不足等挑战。“在这些前提之下，考虑到能源安全情况，我们认为，煤炭扮演了压舱石作用。”

美银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煤炭占比会温和地下降，即每年在一次性能源占比中下降0.5%到1%左右。因为一次性能源依然每年平均将有3-4%的增速，所以煤炭的绝对需求在未来几年还将处于平稳到略上升的水平。即使到2030年，煤炭或也会占中国一次性能源一半左右，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油占比也会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总占比将保持相对稳定；天然气作为相对碳排放比较低的能源，同等热量情况之下，其碳排放比煤炭要低一半。

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美银认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还是需要共同发展，依靠煤炭发挥作用，结合煤炭的高效利用，例如CCUS等。以欧洲为例，欧洲新能源占比在22%左右，但面临极端气候时，还是需要更多的石化能源。

尽管挑战较大，但中国的能源转型决心从诸多供应端就得以充分体现。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计划非化石能源在一次性能源的占比会从2020年的15%增长至2025年的20%。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也正在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型，赵彦琳认为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过渡。其团队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风能装机量的年同比增速将达到15%，光能装机量每年增速达到17%。

具体而言，如果到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需超过12亿千瓦时；如果到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中国要么加速发展CCUS，要么使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占比超过60%。可以说，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所面临的挑战性仍大。”她称。

中国新能源转型的三条路径

不可否认的是，新能源系统是未来40年的主要产业机会。未来新能源系统的三大系统稳定性途径是中长期的关键问题。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此前表示，第一条路径就是风电光伏加储能。尽管有人认为10%的沙漠戈壁滩的风电光伏就可满足中国的电力需求，但如何将大量的电力从西部运输到需求中心则构成挑战，否则中国的风电光伏占比很难从目前的5%提升到70%。因此需要通过特高压跨区域输送消纳发电量。但由于风电和光伏发电不稳定，目前仍在讨论是否用火电去配合风电光伏来使用特高压。氢能作为消纳和运输通道也要尽快布局（当风电和光伏输出有限时，利用剩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制氢，作为备用能源储存，将风能和太阳能转化为氢能，形成风光+氢储能产业）。

第二条路径就是CCUS+煤炭。中国拥有非常庞大、高效的煤电能源体系。中国的煤炭需求消费占了全球的50%以上，煤电装机占了全球的近60%。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的进口比例就高达70%和45%，显然依存度较高。通过将煤电利用小时数逐年降低，给新能源提供空间，但同时可以起到保驾护航以及应对极端气候的作用；第三条稳定路径就是电网数字化和智能化。

赵彦琳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在三条路径均有发展，只是发展进度不一。其中，中国的风电、光伏、电网领域正在高速发展。其次，CCUS和煤炭方面，因为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气的国家，所以需要关注如何更高效地利用煤炭。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短期内注重清洁利用煤炭及推动煤炭转型，在中长期发展碳捕集。

“我们认为，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现有能源结构和技术里，假设CCUS未能快速发展，则煤炭在一次性能源的占比必须达到5%以下，甚至只能占比1%-2%。因此，CCUS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它的发展仍然处于较为早期的阶段，排在风电光伏、电池、储能，包括氢能之后。”

具体而言，CCUS目前的成本约在300-600元/吨，而二氧化碳目前的交易价格约为40-60元/吨，两者之间存在将近10倍的价格差距。因此，无论从技术还是经济成本上，CCUS都暂时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的条件。因此，美银认为，CCUS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企业的探索应用和研究等因素共同促进，所以未来5到10年内传统能源仍将占据比较主要的位置。

随着技术的更迭，中长期CCUS的成本可能会有所下降。“目前国内主要做CCUS技术的还是石油和煤炭领域的公司，比如神华、中石油和中石化现在都有一些相关的示范项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油价和煤价的上涨或许并非坏事，因为这些传统能源公司可以有更多的现金流投入在未来的长期发展中，做更多的研究以回馈社会。”

此外，储能也有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全球储能的平均时长约为2小时，中国平均储能时长约为1.5小时，中国在储能领域的发展仍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尽管领先于CCUS，但落后于风电光伏，而储能和电网一般是配备在一起的。中国的储能容量约为46GW，全球的储能容量约为209GW，据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储能比例不算很小，而且增速也远远超过全球。去年全球储能增速只有9%，而中国增速达到了30%左右。

“所以，从时间发展来看，我们认为这个排序应该是煤炭能源的清洁利用在前，其后是风光的高速发展，之后是储能、氢能发展，最后才是CCUS。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说，这些能源是同等重要的，需要同步发展。”赵彦琳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