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鸣丨能够感受到病人之痛，才能做一名好医生

在当前新冠医疗资源的配置中，重症及相关风险人群救治成为重点，而身处上海医疗前线的钟鸣也肩挑重担，迎来了忙碌而又关键的时刻。

钟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作为上海赴湖北支援抗疫的最早逆行者之一，他在金银潭医院的ICU工作了75天，亲历了从束手无策到有效控制重症患者的全过程，并在过去的三年里，辗转吉林、江苏、海南、河南等地与病毒多次交手，被视为中国最了解新冠重症患者的专家之一。

如今，44岁的他除了继续在抗疫一线逆行，在“新十条”出台后，他也开始更主动地向公众传输自己对重症风险人群的认知，以及从从轻症转向重症的征兆等知识的科普，并为患者分流提出建议。

“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让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其实不需要去医院。”钟鸣表示，“新十条”出台后，预计全国多地都将出现感染高峰，但对多数人的建议是，方平心态、接受现实，“不用急着吃药”。

在近日举行的2022第一财经善商业论坛上，钟鸣在对话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医生这一职业的看法，袒露了当时在武汉疫情最严重时逆行的心情，以及他对于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察。

逆行者并非没有畏惧

虽然在日常工作中，钟鸣见过无数危重的病人。但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见到第一例危重病例时，他坦言，自己并非没有畏惧。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ICU见到的第一个病人让他印象深刻——那是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医生，他是在急诊的工作岗位上感染了病毒。“当时第一次进到ICU看到他时，他躺在床上，非常艰难地戴着呼吸机在透气，从CT上看他的两个肺都白了。”他说，在那一瞬间，自己深刻地、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病毒带给人们的创伤。

作为医护人员，他们当时对于防护是否合格、够用，能否抵御住病毒都是完全未知的。“他跟我年龄相仿、职业相似，所以那时候我在想，我作为医生和病人的角色可能会随时互换，我可能随时会变成另一个躺在床上的他。”钟鸣说，在那个时候，自己对于这个病毒是有畏惧的，也不乏对于未知的恐惧。

在恐惧中仍然选择逆行，更是基于医生这一职业带给他的使命感。

钟鸣说，在当医生之前，作为医学院学生的他更多想的是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多是把医生当成一个职业”，但当了医生之后，经历了众多病人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深刻感受到了医生给病人带去了重生的希望以及家庭团圆的喜悦，也看到了病人逝去带给家庭的痛苦与悲伤，因此也越来越深地理解了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医生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承载了太多的情感和社会性，在疫情前后，这一点更加的明显”。

和当时冒着危险冲向武汉的很多人一样，钟鸣说自己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到病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未知的害怕，“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和病人共情了”，这些经历让他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更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医生们讲，一定要能够感受到病人之痛才能做一名好医生，我也更能够理解这句话，偶尔去治愈，时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说，医学可能是有天花板的，医生不一定能治好每位病人，但是每位病人都需要医生的安慰，“疫行之后，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在钟鸣看来，医学本身是一门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复杂结合体，生命则是最复杂的有机体，这就要求他们这些去研究生命或是治疗疾病的人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除了专业性，医学还有极强的社会性，医生治疗的往往不是一个病人，而是跟病人通过情感联系而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

“生命无价，这让医生这份职业变得非常特殊。”他说，很多职业一旦有疏忽，损失是可以衡量的，但是因为生命无价，又承载着太多亲人的这种情感的联系，所以这种损失可能是无法估量的，这就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赋予了医生这一职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困难时期更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作为医生，钟鸣对于生物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医疗企业，尤其是从事新药研发或医疗器械研发的企业，面临着非常高的投入风险。以新药研发为例，一个新药研发的周期长、投入大，需要在大量的基础研究上，去选择一些可能有希望的候选药物，然后投入大量的财力进行验证，最后制成药，再经过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试验，最终被证实有效，才能推向市场。有些可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时间，最终并没有转化成商业成果。

“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从商业利益出发，力求盈利，但这些新药研发企业其实本身也承担了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一个新药都是我们病人的希望，无论是肿瘤药还是罕见病的药物。我相信很多企业也在怀揣着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去从事风险极大的研发工作。”钟鸣说，任何一个科技的进步，它都是基于非常扎实庞大的基础研究工作才能推进科技的进步。而基础科研是需要巨大投入的，这些经费有的源自于政府，也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企业。

在武汉艰难抗疫的时候，钟鸣看到了大量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地把物资和人力投放到一线，“有些医药器械和药品企业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样，走进红区，去安装和调试这些设备。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所以他们应该会比我们更加害怕病毒带来的伤害，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扎进了红区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其实这就是社会责任感”。他觉得，在那个时候，企业的目标并不是赚钱，而是在全力抗疫，“很多时候企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真正经历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体现得更好”。

医生为病人及其家庭带去了希望的光，而在钟鸣医生的眼里，有光的美好的生活，却是不同时候都有着不同的憧憬。

“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无比美好的生活，就是不用戴口罩，可以正常上下班，能够正常过一个周末。”他说，如今他眼中的美好生活，就是人人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整个社会和谐融洽。

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撑过来？钟鸣说，正是有无数的微光者在暗暗发光，彼此奉献出自己的善意和爱心，才照亮了黑暗，让人们能够渡过困难。而在未来，美好的生活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去释放各自的善意，用每一点微光去照亮身边的人，这就是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