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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阅读|我唯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

第一财经 2023-01-02 10:33:33

作者:云也退    责编:李刚

“我唯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

“我唯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1996年,苏珊·桑塔格在给《反对阐释》的西班牙文新版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反对阐释》出版三十年后,桑塔格仍旧孤傲地相信,自己当年文字里的见识是美文与锐思的巅峰结合。然而这孤傲里多了几分凄凉。她很难过,并非为自己的时代连同个人的青春已经逝去,而是为她所见证的、在1960年代初达到鼎盛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集体热情的消失而难过。

桑塔格的诸多传记虽说不上“大同小异”,书中的一种调性却都一致。桑塔格从未从知识界明星的位置真正滑落过,可是她一直走在边缘,巨大的名声伴随着对她的怀疑,无匹的美貌伴随着脆弱的健康,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伴随着时不时伸向朋友们的求援之手。她活了七十一岁,恨不能用自己热爱的事情填满每一分钟,不想缺席于每一桩她看重的大事:写小说,拍电影,做文艺批评,去战争中的越南、中东和南斯拉夫访问,在“9.11”后的美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保持摄取,持续输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服用迫使自己不睡觉的药物。她早早地遭到疾病的打击,她的一批朋友都死于1980年代后期开始爆发的艾滋病病毒之手,为她的后半生注入了种种悲情。在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智性与激情:桑塔格传》和莫泽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里,桑塔格的忙碌一生不单成就了她自己,更是留下了许多值得感慨和吸取的教训。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美] 本杰明·莫泽 著 姚君伟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0月

《智性与激情:桑塔格传》

[法] 贝阿特丽丝·穆斯利 著 周融 译

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

桑塔格起步的六十年代,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他们的伙伴们从巅峰迅速退场。他们的名声来得更早,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垮掉一代”的核心成员就彼此认识了。《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这两本书一起看,就会注意到凯、金两人是多么的“道不同”。金斯堡是个学院派,理论高人,出入于赫赫有名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以犀利地批评美国为毕生的志业,而凯鲁亚克则是个爱国者,看到美国国旗冉冉上升时都会掉眼泪,他跟金斯堡那圈子的人,那整个的“知识分子气氛”,理应是对立的,他在1957年出版《在路上》的时候,书中就不乏对纽约知识分子的挖苦。

可是他们到底成了从人格上互相欣赏、精神上彼此依恋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是金斯堡的演讲和访谈集,在其中,他准确地把《在路上》的风格定名为“自然旋律主义”,从而赋予了此书可以载入文学史的价值。他将自己和凯鲁亚克等一群人之间的关系叙述得真挚纯粹,对凯鲁亚克的早逝,金斯堡更多地表现出了惺惺相惜的同道情意,同时始终保持了独立的评价立场。

《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

[美]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著 蒋怡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2年4月

《我们这一代人》

[美] 艾伦·金斯堡 著 惠明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垮掉派”在六十年代演变为禅修运动,凯鲁亚克曾在《达摩流浪者》里记录了禅修者之间各种理想主义的谈话。他们不满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压抑,却并未想到要去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去顺应时势,博取名利,成为一时无二的文化英雄。凯鲁亚克死后,他的同伴无论金斯堡还是加里·斯奈德,在卷入禅学、精神分析、环境保护等等时髦的“运动”时都保持了自己清晰的追求,找到并坚守自己后半生的方向。《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为“垮掉派”这个往往被误解的文化现象正名的。

文化名人的生命力在于总有人在给他们写传记,给上世纪的人物作传,也是对他们所在的时代的一种挽留——哪怕那时代本身暗无天日,人们终究希望能从它出产的最优秀的人物身上,得到一些面对现实的力量。赫尔曼·库尔茨科给托马斯·曼写的传记,莱纳·施塔赫给卡夫卡写的传记,以及美国人霍华德·艾兰与迈克尔·詹宁斯给本雅明写的传记,这三部作品加在一起近三百万字:三个复杂晦涩的德语作家,让读者望而却步,对传记作家而言却是诱人的挑战。

就像他最重要的小说的名字一样,托马斯·曼是一座“魔山”,他的生命因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德国政局而拉得格外长,他交往的人的复杂而敏感的身份,让与他相关的各种话题都一言难尽。他是个爱国者,曾是保守德国人的代表,是威廉二世的忠仆,甚至当过书报检查官,可是思考和体验犹太人问题,沉浸于同性恋迷思,并始终追随个性中的唯美主义,使他的自由派气质逐渐成熟。在托马斯·曼收获世界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被迫成为捷克人,后来又成了美国人,1938年,他在美国说出了最有霸气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曼的形象是一个处在矛盾中心的人,不停地在迎接挑战,在对付各界对他的测试。作者库尔茨科有意识地让曼的问题成为所有人的问题,他在曼留下的文字和言谈里,找到了那些最适合打开这座魔山的钥匙。而对《卡夫卡传》的作者施塔赫来讲,给卡夫卡写传犹如攻坚那座著名的“城堡”。卡夫卡最离奇的地方在于他把一种格外缺少文学性的文体,和叙述中透露的惊人的未来预见性结合在了一起,没有卡夫卡,我们将对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失语。他的作品不管是《城堡》《审判》《变形记》《饥饿艺术家》这些名作,还是较为偏僻的如《女歌手约瑟芬尼和鼠族》,看起来都是只有这个时代才能写出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数又都是难以卒读的,即便专业的文学读者,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欣赏他的文字。

读这部传记,最大的感受不是卡夫卡本人的经历如何坎坷不凡,而是他所体会过的社会状况与今天之间的异同。卡夫卡是个痴迷游泳的人,是个对自然疗法和妓院有着同等热情的人,他不仅超前地预计到了数字化、公司制的社会会产生怎样的一幅图景,还超前地为廉价的环球旅行构想了类似Lonely Planet那样的手册。这个社会一面刺激他的灵感,一面压迫了他敏感的神经,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使得中欧的犹太社会得以繁荣一时,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之而兴起,可是因为它逐步走向战争而变得褊狭,极权势力、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始终在增强,危机笼罩着卡夫卡,破坏了他与社会、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

[德] 莱纳·施塔赫 著 黄雪媛 程卫平 译

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书中的叙述具有相当大的跳跃性,显得很复杂,也有很多风趣的地方,许多细到令我们咋舌的细节,使得卡夫卡从一个众人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或者从一个孤独寂寞的、活在父亲的暴政之下的可怜人,变成了一个具体生活过的人,这种生活也不是能用“一地鸡毛”这种烂俗的简单说法来概括的。书中的他始终有着梦幻的一面,始终在突破自己的界限——思考、表达、创造的界限,这种梦幻同他怪诞的小说一样,是对走投无路的我们的安慰。

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另一种审判》是他大半生阅读卡夫卡、思虑卡夫卡的笔记的结集。卡内蒂是位因为嗜好读书而耽误了创作的人,漫长的一生里,他的纯文学创作只是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个剧本以及三部回忆录,不过他的笔记的确是一份很重要的思想财富。在1968年,六十五岁的卡内蒂集中地读卡夫卡,多次感慨道,有如此了不起的德语先辈在前,我又何苦写一些二三流的东西。可是卡夫卡对他的精神构成了纠缠,并像魔魇一样控制着他下笔的手。成为卡夫卡,就要像他一样极端地自我纠结,就要像他一样没有后代,身体孱弱,把自己变小、隐遁起来乃至静悄悄死去。1975年底,卡内蒂在笔记中写:“有必要牢记那些在世时隐藏起来的人,无论他们是早逝还是用疯狂的方式结束。”

《另一种审判 : 关于卡夫卡》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刘文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 2023年1月

卡内蒂在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现场的受奖演讲中向卡夫卡致了敬,此外还有他的维也纳文化圈里的几位顶尖人物:克劳斯、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但最早系统地发现卡夫卡的价值的人是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的本雅明,在他不到五十岁的生命中留下了更多迷雾一样的文本,在两位美国作者合作完成的《本雅明传》中,可以看到家境甚好的本雅明,被反复的病痛、贫困、流亡中的孤独所困扰,可是他的智识追求却始终在攀向一个无限的高度。无怪乎他会成为桑塔格这样的人的心中至高的智识偶像了。我们素知“知识”一词,但“知识”是一个静态的事物,仿佛已经在那里、只要你伸手去取得即可似的,然而“智识”则是动态的,是一个人本着运用智力的习惯,不懈地发问、不懈地求解、不懈地突破原有认知的生命过程。

《本雅明传》

霍华德·艾兰 迈克尔·詹宁斯 著 王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 2022年7月

从《讲故事的人》这本小文选中,可以品尝本雅明智识水平之一脔。书中收入的只言片语,小故事、小特写、小随记、童话和小插画,以无穷的角度呈示本雅明奥妙多窍的心灵,他作为最早的“现代人”之一,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现代性”的意味做了卓越的前瞻分析,同时,他的文体本身的破碎性,像卡夫卡那些看起来永远完不成的小说一样,现已成为我们的“现代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塔洛·卡尔维诺没有提及卡夫卡的其他名作,唯独称赞了《美国》。《变形记》《城堡》《审判》等等留给分析家去鉴赏,《美国》作为卡夫卡三大长篇里绝望系数最低的一篇,会得到在乎“文学性”的读者—作者的重视。《我生于美洲》是一部如此出色的访谈录,卡尔维诺在其中谈到了他所能谈、所想谈的一切,他耐心而谦虚,对战后意大利文化异常活跃的年代感念有加,谈论自己与恩师、著名诗人切萨雷·帕韦塞的友谊,谈论读海明威小说以及与海明威见面时的激动,他赞扬帕索里尼、夏侠等作家、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美国》如何影响自己的文学品位。

卡尔维诺也走过了一段典型智识分子的历程:从早年探索一切的好奇心进入到中后期的困惑。当历史转入七十年代,读者们注意到,他的新作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幻想的成分。他坦言自己对现实有些失语了,因为过往十几年间的意大利的变革没有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贫富分殊、农村破产等等都愈来愈严峻,为此,他诚恳地讲,从早年的《我们的祖先》《宇宙奇趣》进入到《如果冬夜,一个旅人》这种“元小说”实验,多多少少是出于逃避的心态。

在艰困之中保持对智识探索的信仰,是卓越的智识分子们的自觉选择。本雅明不得不幻想文字能保护自己,卡夫卡写出那些反复解剖自己、解剖别人的信,执拗地想要延缓个人可预期的结局的到来。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习惯高高撅起下巴的俄国诗人,曾说出“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这样目空一切,在死于1938年“大清洗”期间的劳动营之前,真的把自己看做一个先知。《曼德尔施塔姆文选》里的文章,反映了他在十多年的活跃期里,一次次为自己时代的文学与文艺做出的判断、写下的评语。他深信文艺和社会是一体的,文艺创作不仅是社会大变局的种种表现,更参与到变局之中,他的文艺评论里屡屡出现“社会如何如何”的字样,又时时急不可耐地宣布“该对过去XX年的俄语诗歌做个总结了”。

他用“喧嚣”来定性“时代”,声称“我不愿谈论自己,而宁愿追踪时代的路线,时间的喧嚣和萌芽。我的记忆敌视一切个人的东西。”确实,从这厚厚一本文章集里,我们看不到曼德尔施塔姆多少个人的经历,而他那些不无专断的论调,则显得仿佛是时代自己在发声,而并非他的个人之见。勃洛克是他多次谈及的诗人,借着评价勃洛克,他讽刺了“俄罗斯批评界的瘴气”,讽刺了“最蹩脚的抒情式交配鸣叫”,在索洛古勃身上,他看到“整整一个人……从那些半生物中间,从生活和文学的那些杂种狗中间脱颖而出”。对于诗艺的新风格,他一向不吝热情地去描述,当然他也不会简单地赞美,而是总要通过评价别的诗人来识破时代的某些重要讯息。

他的语言跳跃极强,隐喻杂多,很多玄虚的话语显示了一种全面的轻蔑,仿佛不屑于把观点挑明,让不幸和自己同处一个时代的人读懂。书中关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语言风格的文章是最有看头的,曼氏深度赏鉴了达尔文的作品风格,但又保持住了智力天才一贯的矜持。他若能活得更为长久,该怎样抵御一个汹汹而来的压抑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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