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经济失败是经济学的失败吗

随着2023年的开始，经济学家成为众矢之的。但是，经济学家对我们经济的弊病负有多少以及什么样的责任？

2010年，一部影响力很大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将我们描绘成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恶棍，以及富人的游说者和辩护者，从富人那里收取巨额奖赏。我们的声明通常可以从我们的政治中预测。每当数百名经济学家签署请愿书支持某项政策，几天后就会有另外数百名经济学家签署请愿书谴责这项政策。

此外，我们经济学家经常承担我们不具备资格的政策专业知识，从而产生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即便如此，有思想的批评者认为，我们仍然对经济政策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继续造成巨大的伤害。但问题是仅仅出在少数有权势的人身上，还是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深刻的缺陷，不断地导致其从业者误入歧途？

我倾向于支持后一种假说。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只为少数人服务。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严重后果揭穿了金融家变富可以让所有人受益的谎言。在随后的几年里，面对毫无助益的政治制度，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沉溺于绝望，转向民粹主义。

不仅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危机，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为危机提供了便利。毕竟，他们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骄傲使徒，这些变革让少数金融和管理精英致富，将收入和财富从劳动力重新分配给资本，摧毁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掏空社区和居民的生活。更糟糕的是，当面对绝望时，一些经济学家会指责受害者和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

建议与同意

我的朋友和同事艾伦·布林德曾担任过多个不同的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按照他的说法，政治家很少按照经济学家的建议行事。相反，他们使用经济分析的方式就像醉汉使用灯柱：支撑，而不是照明。问题不在于所有经济学家都是谁给钱多替谁说话，尽管这样的人也很多。问题在于，即使是好工作也可能被选择性地滥用。

同样，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的杰森·弗曼反对经济学家有太多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他“只能做梦拥有”属于他的职业的权力。其他政府经济学家声称，他们充其量只能起到阻止坏事发生的消极作用。政治家必须尊重预算， 但他们经常生活在宠物计划自动买单的幻想世界中。CEA或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政策制定过程带来一定的现实主义。

我相信布林德和弗曼是正确的，但并非总是如此。1999年至2001年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财政部长时，他利用自己巨大的智慧、知识和说服力来削弱对投机资金的国际流动以及衍生品和其他奇异金融工具的限制。值得记住的是，包括布林德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强烈反对这些决定。后来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时代的这些变化导致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

早些时候，当罗伯特·鲁宾担任财政部长、萨默斯担任副部长、自由主义商业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时代》杂志将这三人作为封面人物，称之为“拯救世界委员会”，调侃一篇讲他们如何“防止全球经济崩溃——到目前为止”的文章。那个封面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受到崇拜而不是反感的时代产物。我们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现代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扫除过去限制增长的监管的工具，其中许多监管是基于偏见和神话，而不是科学。我想现在应该为此道歉。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段早期往事有其特殊性。现在担任财政部长的另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珍妮特·耶伦没有同样的影响力或权力。正如《纽约时报》的伊兹拉·克莱恩所言，她“在内部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他一些人也是如此，但经济学家是参与谈判的众多声音之一，并不占主导地位”。拜登总统不像克林顿或奥巴马那样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除此之外，耶伦和萨默斯本身就是特例。学术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成为财政部长。

笔杆子的力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而且卓有成效，他对经济学家的力量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通常理解的强大。事实上，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其他统治的力量。”注意他包含了“错误”一词，存在和兴盛的不仅仅是好思想。

例如，2013年至2019年担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的得克萨斯州共和党杰布·亨萨林说，他成为一名政治家是为了​​“推动自由市场事业”，因为“自由市场经济让数字最大也最好”。亨萨林的观点是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的郭庾信（James Kwak）所谓的“经济主义”的一个例子，即世界完全按照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的描述运行。显然，这些教科书很重要。在美国，大约40%的大学生（包括大多数未来的政治家、律师和首席执行官）至少修读一门经济学课程。

左派也有愚蠢的。如果说右派看不到市场的缺陷，那么左派可能同样对政府的缺陷视而不见，这些缺陷阻止政府采取可靠行动来修复市场缺陷。政府被想象为一个代表机构，由完全知情的公民选举产生，其工作是纠正市场的缺陷，无论是垄断趋势、对工人的剥削，还是过度的收入不平等。但在实践中，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操作；与其他政府一样，它经常使事情变得更糟，并且可以不对所有公民，而是仅对制度的受益者负责。

在我看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其范围有限。该领域已经脱离了其适当的基础，即对人类福利的研究。正如阿马蒂亚·森所主张的那样，该学科转向了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著名经济学错误定义，即稀缺资源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与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所称的“被亚当·斯密视为对经济学家的任务至关重要的社会福利的理性和人道的评价”相比，其范围狭隘得可怕。

森将罗宾斯的定义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家阿瑟·庇古的定义进行了对比，后者写道：“这不是奇怪，而是对穷街陋巷的肮脏和枯萎生活的无趣的、反动的社会热情，这就是经济科学的开端。”经济学应该是关于理解和消除贫困和剥削所带来的肮脏和无趣背后的因素。再一次，凯恩斯的《通论》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断言，“人类的政治问题”便是“如何将三件事结合起来：经济效率、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

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凯恩斯三角的后两个。我们需要克服将金钱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唯一标准。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哲学家相处，重新夺回曾经是经济学核心的知识领域。

（作者系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南加州大学经济学主席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