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i要素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2010年经历了史诗般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9.87%,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但自2010年始，增速趋势性下滑迹象日趋明显，至2019年经济增速已滑落至6.1%。此后疫情三年，中国经济增速经历了深跌、反弹和再次下跌的过程，可谓希望和失望互相交织。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非常重要。近几个月来，全球一些知名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预测，有悲观者，也有乐观者，反映了国际经济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分歧。

当中等收入国家发生增长减速时，一个自然而起的担忧是该经济体增长会否陷入后继乏力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国际经济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速的分歧背后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疑虑：中国经济还有多大的增长潜力？

经济增长的5i要素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回溯世界上成功经济体和失败经济体的发展历史，可以归纳出5个关键要素，分别是创新（Innovation）、经济的初始状态（Initial conditions）、投资（Investment）、制度（Institution）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我们将之称为经济增长的5i要素。

人类简史充分说明，经济增长的终极来源只能是创新。如果一个国家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最发达的资本、最熟练的劳动力并采用最佳管理实践来生产各种商品，提供各种服务，那么在经济学上称这个国家位于世界技术前沿。美国可以作为技术前沿国家的近似样本，观察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惊奇地发现，其人均GDP从1870年开始以年均1.9%的速度稳定增长。人均GDP的增长主要是技术创新和投资的结果，所以这一增长率的稳定表明，美国的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过程。

如果将美国的经济增长作为世界技术前沿演变的样本，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国家经济会发生什么？基于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初始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越低的经济体中，其随后40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倾向于越高，并且东亚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的趋同表现最为明显。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离技术前沿越远，越有潜力复制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制度和设施，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一旦一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增长速度就会放缓，只能依靠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

显然，落后国家为了利用发达国家和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将自身与国际经济体系相融合，即：需要一个技术和商品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环境、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至少在这些国家之间）、便利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营商环境。

虽然有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同模式很明显，但当我们观察世界其他经济体时，会发现一些国家趋同速度更快，另一些国家趋同速度低得多，还有些国家则根本没有走向趋同。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巨大差异？答案是有效的投资，即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知识和设备的投资。快速增长的国家必然是因为其高投资率，中国、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每年以占GDP30%~45%的投资率积累物质资本。

有些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很低，深陷经济发展的泥沼，主要与该国的制度和监管环境有关。投资与预期回报率及其风险有关，而预期回报和风险最终由一系列制度因素决定，包括：法律制度（法治、产权）、政治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决策制定）、经济制度（监管、税收、关税和程序）、社会规范（这将决定如何解决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影响税率等政策变量）、文化（创业精神、冒险行为、工作态度）等。

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已有诸多理论解释，很多解释聚焦于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如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和地区竞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调配合，等等。上文分析的5i要素透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质，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正是对5i要素的完美实践，并没有脱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范式。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对比东亚国家（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时间节点上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之处不在于趋同的速度，而在于发展如此之快的经济规模。那么，中国经济到底还有多大增长潜力？

从趋同视野来看，随着我国的人均GDP不断上升，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开始明显放缓，可以说在疫情之前已有近十年增长速度下行，相信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从趋同的阶段性来考察，尽管2021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25万美元，非常接近当时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但也仅占美国人均GDP的18%，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趋同空间和增长潜力。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快速增长时期大致相同。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日韩等在追赶过程中处于相似阶段的人均GDP。此外，在1990年以来增长显著的制造业中，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保持在美国水平的25%多一点，而在国际竞争中开放缓慢的服务业生产率差距更大。鉴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往往高于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未来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根据日韩和美国的经验，处于这一人均GDP水平的经济体年均增长率远高于6%。据此，世界银行等机构也乐观地认为，到2030年，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保持平均每年5%~6%的高增长率。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目前阶段的中国经济与当时日韩新等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具有较大差异。

首先，中国已经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因此要以远高于当前世界经济增速的速度扩大出口并不容易。

其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意味着中国未富先老，与此相关的储蓄率下降将对资本积累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会直接冲击需求侧和供给侧。

此外，失衡似乎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固有特征，增长和失衡（部分地）源自三个关键因素价格扭曲，即汇率、工资和利率，在经济运行中表现为：增长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不断加剧，投资比率目前已高达43%，而消费占比一直以来却提升乏力；另一方面，投资驱动型经济依赖于各类经济主体的债务扩张，使得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

上述这些差异意味着中国将难以满足其经济遵循东亚增长路径所需的假设，同时加剧了中国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因此，由于全球环境和经济规模不断变化，中国不太可能完全追随东亚经济体的增长道路。事实上，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前已有近十年增速下行。到2035年，如果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人均收入应当比2022年翻一番，要求达到年均5%左右的增长。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向发达国家趋同的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因此，中国的经济规模翻番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开启新的增长阶段。

相应的建议

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需要从四个方面（四个“i”）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这四个方面分别是：投资、创新、制度和国际化。

首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大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提升“人力资本红利”。在“高储蓄-高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下，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2007年后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目前已超过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这意味中国可能在固定资本总量方面并不相对稀缺。在宏观杠杆率高企、增量资本的产出边际不断减少的条件下，未来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面临多重制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要使中国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克服人口红利衰竭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增长约束，需要加大对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其次，加快现有技术和创新的扩散，形成创新和金融的“双轮驱动”，推动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有赖于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世界银行在《创新中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能够为生产率主导的增长提供创新和技术。未来需要加速现有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扩散，培育新的创新产业和技术，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间孕育的新机遇，开辟新领域和新赛道。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要发挥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巨大支持和引领作用，积极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不断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制度，增强市场包容性，为不同类型科创企业提供较强针对性、适应性和有效性的上市服务，引导资金、资源优先供给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新行业、重点领域。创新与金融“双轮驱动”将推动我国经济从一个趋同路径转向更高的路径，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动力要素。

再次，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做实各项制度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制度红利。制度会改变经济的激励机制并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生产率产生影响，制度差异是导致不同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每当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刻，中国总能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积弊，为经济发展释放制度红利，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治理和制度体系，其核心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重塑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完善治理机制，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必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行业准入制度改革等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注重建立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使得宏观层面释放的制度红利、政策红利可以转化为微观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

最后，继续推动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和产业链分工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利用国际市场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赶超的有效路径。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大变革大调整的全球贸易环境，必须更好结合世贸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开放和自由贸易区代表的区域贸易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国内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金融和服务业对外开放为契机，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作者系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