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选择：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前沿理论

编者按：大多数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是根据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来预测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对他们的环境了解多少呢？《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信息选择》讲述了如何使用信息选择来回答货币经济学、投资组合选择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国际金融、资产定价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并展示了如何建立和验证信息摩擦下的应用理论模型，同时涵盖了关于理性疏忽、信息市场和具有异质信息的策略博弈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知识已成为发达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中数据和信息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劳拉·L.费尔德坎普在书中一开始 就指出，在发达国家，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较低，大部分经济增加值来自咨询、预测和财务分析等活动。

即使是传统企业，也将相当一部分资源投入于管理决策、价格设定和评估潜在投资项目等活动，其中每项都涉及信息的收集、加工和整合。在过去十年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20世纪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投入品是石油，而在21世纪，最重要的投入品则 是“数据”。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事实上，经济学中关于信息本身的研究可以追溯得更为深远。

这些研究非常适用于当前很多与大数据相关的经济学和金融学问题，这本《宏观经济学和金融中的信息选择》就是对这个研究领域最好的概括和提炼。下面我将结合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沿着经济学思想演进的轨迹，从经济体系、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四个方面论述本书的主题——信息选择——的意义和相关的经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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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选择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市场作为一个信息加总体系 

所谓信息选择，是指经济主体主动去选择学习哪些信息来进行经济决策，即内生的信息生产过程。最早被公认的从经济体系角度系统论述信息选择重要性的学者是哈耶克。哈耶克（Hayek,1945）在其经典论文《论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系统论证了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利用局部分散的信息（如消费者的偏好）；同时指出公允市价是经济体系中分散的信息加总后的集中体现；此外，市场价格又成为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引导资源配置（信息对实体经济的反馈功能）的重要作用。

由于缺乏有效加总分散信息的方法，其他的体系（如计划经济）注定将会失败。哈耶克的远见在后来计划经济体系的崩溃中得到了印证。毫无疑问，哈耶克的洞见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如果说商品市场的价格加总反映的是消费者偏好，那么由于交易对象是金融合约，金融市场则更加全面地加总了社会大众对经济社会尤其是关于未来的观点。

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加总大众的智慧（wisdom of the crowd），从而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行业中。因此，按照哈耶克的思想，不同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或者不同的金融体系意味着不同的信息选择和信息生产机制，从而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绩效。格罗斯曼和斯蒂格里茨（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进一步将哈耶克的思想予以模型化，并在一般均衡的环境里，对于哈耶克的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推演，结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深层悖论：由于价格是公共产品，而信息生产过程却是有成本的，所以价格形成中的“搭便车”行为无可避免，即参与决策的公众似乎没有激励去搜集更多信息，倘若多数人都不努力搜集信息，价格又如何能够反映出所有的信息呢？所以他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价格不能完全反映信息，而是有噪声的；而且恰恰是这种“噪声”的存在才给人们提供了搜寻信息的激励，即噪声是一种均衡现象。

在这个模型里，人们在信息选择方面的行为是具有策略替代性的，即别人的信息生产会降低我 去生产信息的激励。这是一篇思想深刻的论文，催生了金融市场微观结构 （market microstructure）的研究领域，启发了大量后续研究，本书对相关思想和进展也作了高屋建瓴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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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选择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理解策略性互动和市场信息的作用 

信息一直是金融市场的核心；自格罗斯曼和斯蒂格里茨的重要发现问世以来，信息选择已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研究的最初模型多设定为一般均衡场景，而在近二十年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探究信息选择中的策略性互动场景。尤其值得一提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全局博弈（global game）的方法。在全局博弈中，博弈方既可以观察到自己的私人信息，也可以观察到一个公共信号（如价格）；他们在行动方面可以是互补的（如储户是否去银行提取存款）。这里的互补性指的是，如果其他人去提取存款，我也要去提取，因为去晚了就没有了。

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很多问题中，人们的行动都存在互补性（如银行挤兑、公募基金的赎回、投机者对一个国家外汇市场的攻击等），这非常有助于理解流动性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作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信号（如价格）发挥了双重作用，它们既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同时也是博弈方之间的一个协调机制。因为公共信号是一个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协调的依据，人们在决策中 就会赋予其更多权重，而对私有信息则利用不足（在哈耶克意义上），由此所得的最终均衡不是社会最优的。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是，公共信号越精确（即方差更小），决策中权重越高，而更大程度上忽略私人信息，社会福利损失反而会更大。由此，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有趣和反直觉的结果：在存在策略互补的情况下，提供更透明和准确的公共信息，反而会降低社会福利。例如，诺奖得主希勒认为，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就与电视中的房地产节目的兴起有关。它们使得房地产上涨成为共同知识，从而使人们过于看重这个信号而争先买房，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形成正反馈。

这个洞见对金融市场中有关价格的最佳透明度（尤其是货币市场，如货币市场基金）政策、货币政策的最佳透明度等方面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同样难得的是，本书引入了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约束，从而为“有限理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可以解释资产定价中的一些未解之谜。到目前为止，很多资产定价中的异象（anomalies）多是通过行为经济学来解释的，往往会假设行为人有不同于理性模型的偏好或信念。本书提供了进一步从信息处理能力约束角度来理解这些异象的路径，使这方面的研究富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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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选择在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体现：理解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的机制 

信息选择在宏观经济学中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之后，人们认识到经济衰退和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价格黏性，尤其是劳动市场的价格即工资向下调整的刚性。由于这种刚性的存在，当负面冲击出现时，价格调整机制失灵，市场只能通过数量维度来调整（如减少雇佣的工人）。而造成价格黏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在设定价格时所面临的信息选择问题。这方面也有大量的文献，本书概述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

简单来说，与个体的有限理性类似，由于学习成本或者有限注意力，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据新的经济状态及时调整自己的价格，结果便造成了价格的刚性。重要的是，信息选择视角也解释了货币政策为什么能起作用。这个观察最早来自菲尔普斯（Phelps）和卢卡斯（Lucas）的经典模型。简单来说，每个企业都处在一个信息孤岛上，他们无法区分价格变化的根源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还是名义价格的变化。

也正因此，货币才不是中性的，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实际价格上涨了，从而增加生产；而如果人们具有超级信息处理能力，能够看穿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即能够看穿货币的面纱，具有完全的理性预期，那么货币就是中性的。这个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ps curve，即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负相关）提供了微观基础。菲利普斯曲越陡峭，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有效。

有意思的是，过去几十年间，美国等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变得平坦化；这个现象是当前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前沿，但目前尚无定论，信息结构的变化也许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思路。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也可以从信息选择的角度来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是经济学的又一重要前沿，在此我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将金融和实体经济（宏观经济）割裂开来，否则难以理解经济周期，而信息恰是将这两者紧密结合的桥梁。诚然，此次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焦点是实体经济，对金融不甚关注，真实经济周期学派尤其如此。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但危机改变了这一认识，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金融体系的杠杆周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信息选择，尤其是关于实体经济融资抵押品的信息选择，很有可能打通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方向。

除关心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之外，经济学家还关心经济增长——一个更为根本的长期问题。经典的增长理论（包括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都未将大数据纳入模型加以考量。本篇导读一开始就提到，数据是当代经济增 长的投入品早已成为共识，不仅如阿里巴巴、腾讯、亚马逊、Facebook、谷歌等平台巨头企业的主要投入品就是数据，而且一般的企业也会在大数据和AI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以提高其竞争力。

这个逻辑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同样 适用。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中的重要投入品，而且也是一种产出，能帮助企业实现更好的预测；虽然获取数据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然而一旦数据获 取完成，进行复制和扩展应用却极为容易。这意味着我们恐怕不能再简单地将数据加入ＴＦＰ中，而需要建立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劳拉·L.费尔德坎普近年来作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探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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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选择与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政策 

可见，信息选择和信息生产是理解人类经济和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维度之一。

在当前的大数据和AI时代，本书所具有丰富的政策意义显得尤为宝贵。我在此只能略谈一二。一是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数据日益成为企业和国家比较优势的一部分。大国拥有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来源，而信息又具有发现成本高而复制成本几乎为零的特性，即信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特性反过来又会促进信息的生产和使用，这无疑会对企业和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其对收入不平衡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数据和信息本身的外部性，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变得至关重要，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研究领域，尤其对于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数据的产权界定和金融资产化问题，数据、尤其是平台巨头生产的大数据的产权界定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永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