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长辞的厉以宁和他的两会时刻

27日，常年关注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因病逝世。

北京大学发布当晚发布公告称，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公开资料显示，厉以宁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仪征，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的研究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

“厉股份”和“厉民营”

因论证倡导中国股份制改革，被外界一度称其为“厉股份”。

厉以宁曾谈到“厉股份”这个外号时公开表示，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厉以宁根据中国经济现状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另外，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有了“厉民营”之称。

近期备受关注的共同富裕中的“第三次分配”，厉以宁也在早年间提出相关观点，他认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厉以宁著述丰富且涉及领域广，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两会”上的厉以宁

无论是“厉股份”还是“厉民营”，这些称号的背后，反映的都是厉以宁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所做的贡献。

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厉以宁就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2003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身份，率专题组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5年，专题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当年，支持“非公”经济的“三十六条”政策出台。北京大学2005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厉以宁出任院长。

在全国两会期间，厉以宁多次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他曾多次呼吁，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中有好多还没有得到落实，他指出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玻璃门”，部分领域的准入对民营企业还没有放开。2009年两会期间，针对4万亿投资客观情况下多数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的情况，厉以宁进一步建议，“应该给民营企业适当的比例“。

2021年2月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实体立国》一书，收录了厉以宁在担任第十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倡导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把脉的研究论文和演讲稿等。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焕性2022年4月在《人民政协报》撰文称，厉以宁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对我国发展并保有一定规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述，并积极为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把脉开方。他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振兴实体经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无论今后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2009年两会期间，厉以宁在经济界委员小组讨论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怎么扶植优质企业”谈道：优质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不在于给贷款，也不在于给补贴，而在于给订单、给市场。没有订单、没有市场，企业再好，也很难竞争过国外企业。优质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能处于优势地位。

在2014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厉以宁表示，改革进行已经30多年，一些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剩下硬骨头是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利益集团，第二个制度惯性，利益集团应该服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局，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使改革出现障碍，这就需要有决心。

2017年两会是厉以宁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出席两会。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上，厉以宁就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等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表示，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我国的结构性调整没有结束。我们的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当中来达到新的位置。

厉以宁在这场发布会上还强调了效率的道德基础。比如说人们有认同感。厉以宁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们有风雨同舟感，这又是一个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机感等等。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重要的，道德力量调节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多年来，厉以宁坚持在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他说，中国经济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不要认为结构性改革很容易做，结构性改革有多难，看看历史就知道。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2018年12月23日，在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称，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改革。

土地确权，农民的心才会安定下来

当人们对于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厉股份”的年代时，21世纪的头十年间，厉以宁改变了研究方向。他不仅是北大教授，还一度担任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农业问题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如何让更多农民分享经济建设成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将农业问题提到了我的研究领域。“厉以宁说。

他曾在两年间走了14个省，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走到老乡们的田间地头去和他们攀谈。

“野无人迹非无路村有溪流必有桥。”2006年3月7日下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完毕的时候，厉以宁拿起笔来，写下了他对即将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的8亿中国农民的寄语。

2012年12月15日，厉以宁再次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后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要的。从事农业的散户始终会有，但毕竟是少数。

而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承包地，厉以宁称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做：一是种植大户或种植能手；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三方面是农业高科技企业带资本、带技术下乡，承包土地、转包土地、租赁土地，发展高科技农业。

不过厉以宁也强调，下乡的资本应该主要指农业高科技企业，而这些资本不能偏离农业。如果偏离，就要进行限制。

针对 “三农”问题，厉以宁当时认为，农业改革仍需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土地确权。“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的心才会安定下来，农民的积极性才会提高。”第二，大力扶持农村金融和小城镇金融，帮助农民就业。第三，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未来趋势。第四，一定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中国相关部门2013年曾对外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土地二调工作后，全国实际的耕地总量并非此前的18亿亩，而是超过了20亿亩。

厉以宁在其2013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专门以“重新丈量土地后耕地面积的增加”为题，分析了中国耕地面积增加的原因。

他在书中称，他们在一些土地确权工作已经结束的试点市县进行了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的地方都有耕地面积增加的报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体上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30多年前土地承包开始时，土地质量参差不齐，有“好地”，也有“坏地”，所以承包土地的面积是这样计算的：“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农民同意这样做。经过30多年了，承包土地的农民精心维护自家的承包地，加上水利灌溉设施有很大改进，土地“好”和“坏”的差距缩小了。现在重新丈量土地，一般都是一亩算一亩，农民没有意见，于是耕地面积增加了。

第二，据年长的农民回忆，当初丈量承包土地时，土地都是零碎的小块，田埂纵横，占地很多，所以丈量时都把田埂占地剔除掉。还有，田埂两侧被遮住阳光的地带，也不包括在耕地之内，当时农民都认为这种剔除是合情合理的。过了30年，农村的情况变了，农民普遍使用拖拉机耕地，有些农民还用插秧机插秧，田埂被拆掉，小块土地连成大片。重新丈量土地时，耕地面积当然会增多。

第三，以前农村田边地头，常有一些荒地、水草丛生的低洼地未被利用，经过30年，田边地头能利用的田地都利用了，于是在重新丈量时，耕地面积也会增加。

第四，当初农民要缴纳农业税，所以农民在上报耕地面积时，能少报就少报，几乎家家如此，明明是一亩三分地，只上报一亩，谁也不揭发，大家心照不宣。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而且土地刚刚重新丈量完毕，所以家家如实上报。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也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