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十字路口的印度

印度有望在中期内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它拥有最多（且仍在增长）的人口，人均GDP仅为中国的1/4，其生产力具备巨大提升空间。此外该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将有增无减，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其文化多样性将催生与美英两国相媲美的软实力。

人们必须将此归功于印度总理莫迪实施的诸多政策，使该国实现现代化并支持其增长。具体而言，莫迪对单一市场（包括通过去货币化和大规模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不仅是道路、电力、教育和卫生设施，还包括数字能力）进行了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加上加速推进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科技和IT领域的比较优势以及基于数字的定制化福利体系，使得印度经济在遭遇新冠疫情下滑后再度表现强劲。

然而这种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模式现在也可能反过来制约它。影响该国发展前景的主要风险是微观和结构性而非宏观或周期性的。

首先，印度已经转向一种经济模式，即少数“国家冠军”，实际上是大型私人寡头垄断集团控制着旧经济的重要部分。这类似于苏哈托治下的印尼（1967~1998年）或上世纪90年代韩国主导下的各类财阀。

在某些方面这种集中经济力量的做法对印度极其有利。在出色的金融管理之下，尽管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远低于中国，但经济仍在快速增长。这意味着印度的投资效率更高；事实上许多印度企业集团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但这一制度的阴暗面在于，这些企业集团已经能够掌控政策制定来为自身牟利。这产生了两个广泛的有害影响：它遏制了创新并事实上扼杀了一些关键行业的早期初创企业和国内进入者；它正在将政府的“印度制造”方略变成一个适得其反的保护主义计划。

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这些影响反映在印度的潜在增长上，最近该国的增长似乎有所下降而非提高。正如亚洲四小龙在1980~1990年代以基于总体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良好成就那样，印度在科技服务出口方面也是如此。“印度制造”的目的是通过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来加强经济的可贸易性，而不仅仅是服务印度市场。

但相反印度正走向更加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和（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内生产补贴，这两种做法都使国内产业和企业集团隔绝于全球竞争之外。它的关税政策阻碍了自身在货物出口方面的竞争力增长，同时对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抵制也阻碍了它对全球价值和供应链的全面融入。

另一个问题是“印度制造”已经开始转而支持汽车、拖拉机、机车、火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虽然生产的劳动密度在任何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印度应该专注于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科技和IT、人工智能、商业服务和金融技术。它需要更少的微型摩托车生产以及更多的物联网初创企业。与其他许多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培育这些充满活力的行业。如果没有这些变化，“印度制造”将继续产生一些不如人意的结果。

最后，最近围绕阿达尼集团的一连串事件预示了一种最终可能损害印度增长的趋势。阿达尼的快速壮大有可能是由政府倾向于偏袒某些大型企业集团的体制促成的，而后者在支持政策目标的同时也从这种亲密关系中受益。同样，莫迪的政策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国内和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之一。他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出现个人腐败行为，不管阿达尼丑闻如何发展，他们所属的印度人民党都有理由在2024年赢得执政地位。但是阿达尼事件的发散性影响令人担忧。

有一种看法认为阿达尼集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支持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为那些可能因地方财政和技术官僚掣肘而无法得到资助的国家和地方项目提供资金。在这个意义上，该系统可能类似于美国的“政党分肥”政治，即某些地方项目在合法（但不完全透明）的国会投票流程中被指定了用途。

假设这种解释是部分正确的，印度当局可能会回答说，该体制对于加速基础设施支出和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与印度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一样，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政治取向。

虽然这些物资相当于印度能源采购总量的不到1/3，但它们是以很大的折扣买入的。人均GDP约为2500美元的印度，利用低成本能源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比其富裕20倍的西方国家的抱怨根本站不住脚。

即使围绕阿达尼帝国的丑闻似乎并未延伸到企业集团之外，但这一案件确实对印度的制度健全性和全球投资者对印度的看法产生了宏观影响。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裙带资本主义企业集团对经济政策的部分控制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阻碍竞争、抑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和增加不平等，来损害生产力增长。

因此符合莫迪的长期利益的做法是确保印度不走上这条道路。该国的长期成功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促进和维持一种具有竞争力、活力、可持续、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模式。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阿特拉斯资本首席经济学家，著有《巨型威胁：危及我们未来的十大危险趋势及其生存之道》。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