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出席记者会,在回答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时表示:“时代呼唤广大民营企业家谱写新的创业史,希望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再出发。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时创造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现在创业的模式、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那样一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李强总理的这段话,为提升民营企业家的市场信心,意义重大,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浙商“四千”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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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浙江,经济总量在短短几十年间从跃升到全国第4。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在自然资源、国家扶持、政策优惠方面却无任何优势可言。更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浙江当时人口为仅全国的3.8%,土地面积仅为全国1.1%,人均资源在全国排到了倒数第三。与周边省份比起来,浙江的平原少、耕地少,山地丘陵面积占到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
正是在“四千”精神的激励下,浙江商人凭借着灵活多变、敢于尝试的特点,成功地抓住了市场机遇。他们不怕生意小,也不怕路途远,只要是有机会的生意,他们都会主动去做,将“小生意”谈成了“大买卖”、“小商品”汇成了“大市场”、“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在浙江各地,出现了很多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专业工厂,他们的产品涵盖了眼镜、领带、衬衫、西装、皮带、袜子、皮鞋、打火机、圆珠笔等各个领域。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工厂,不仅把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还成功地拓展了海外市场,以惊人的成本优势赢得了全球客户的认可。
李强总理的家乡温州,属于浙南地区,受制于山地地理条件更甚,面海靠山,脱贫致富的愿望更强。上百万草根的温州人靠最简单的行头,四海为家,凭借着敢打敢拼的“四千”精神,行走在全国各地开疆拓土。有统计说,温州民企100强里面,约有7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有人因此把他们叫做“草根温商”。费孝通先生考察温州后,评价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温州出台了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业户登记发证办法、中国的第一个地方企业股票和企业债券发行法规、中国的第一部私营企业地方性法规、中国的第一部个体私营户流通地方性法规、中国的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地方性法规,温州中走出了中国最早的私人造林大户、中国最早的有证工商个体户、中国最早的土地经营大户、中国最早的商场柜台承包人,温州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企业、中国最早的城市股份合作信用社、中国最早的私人包机公司、中国最早的私人包海开发公司、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银行等等。
除温州外,浙江的其他地方比如宁波、义乌等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成长模式,浙江经济发展模式被称颂为“浙江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学者眼中,更多归结于民营企业与国家制度不断博弈的结果。但作为一名管理学者,我认为浙江模式的突出特点,其实是由内生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精神为主要推动力的市场演进模式。而“四千”精神,就是这种“内生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精神”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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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群体特征,往往在一个区域成群出现。他们讲同样的方言,遵从同样的亚文化,比如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泉州、莆田、福清、佛山、潮州等等。有老一辈企业家(比如鲁冠球、何享健等)甚至一直都不太会讲普通话,以至于面临媒体采访时,还会特意安排一个“翻译”在身边。
这些地区之所以出企业家,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不无关系,甚至某称程度上是为了摆脱受限的地理环境,而求变的结果。这一点放在全球视野也有一定的典型性,比如瑞士,因为其国土面积大部分都是山地,交通极为不方便,不适合做体积大商品,因此走向了高端精密仪器的道路;因为国土面积小,瑞士的企业家往往一开始就瞄准了国土之外的市场,把商品卖到全世界。
另外,由于这些地方的企业家文化相似,凝聚力也就更强,大家互相抱团,甚至相互攀比的氛围也很强,形成所谓的“商帮”,带动了这个区域性群体积极往上走。
这些从全国各地走出来的企业家,无不是靠着敢打敢拼的精神走出了一片天地,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全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李强总理口中的“四千”精神发端于浙江,却不仅仅属于浙江,不仅是江浙民营企业家的群体画像,也是众多中国企业家的精神画像。
我最近观看了第一财经最近推出的《春夏秋冬又一春》《超级进化》两部纪录,片中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家们所呈现出来的敢为人先、求新求变、持续自我反思、困境中求生存的企业家精神,亦是如此。这些企业家的创业初期,往往荆棘满地,此后的荣耀不过是他们坚持梦想的奖赏。
乔布斯说:“我深信,成功与不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不同,有半数原因在于能否坚持下去。”两次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对美国经济最有权力的女性的惠普公司董事长兼CEO卡莉·费奥利娜深有同感:“套句丘吉尔的话‘千万千万别放弃’,多数伟大的胜利都发生在最后一局。”
浙商中的代表,娃哈哈老总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个性:“认准了的事,我是不回头的,不管有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到,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身为热播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男主角陈江河的原型人物之一,楼仲平从14岁跟随父亲去江西“鸡毛换糖”,在1979-1994年期间做了二十多个行当,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994年扎根在吸管这个行业。如今,“双童”吸管的市场份额做到全球第一,隐形冠军,世人称他为“吸管大王”,而楼仲平自己却说:“我不是什么大王,我只是一个草根创业者,通过努力一步一步改变了命运。”2014春节,楼仲平提笔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小我就是个爱做梦的人,心中的梦想和期望,我会不断去追寻。”这一年年末,他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优秀企业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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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之为企业家,尤其是优秀企业家,并不容易。大部分只能称之为“商人”的人,并没有从传统的“草根”性中解放出来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企业家的排行榜和富豪的排行并不完全一样。像韦尔奇、褚时健、宋志平、张瑞敏等上不了富豪榜,但都是了不起的企业家。
在物质欲望被无限调动的社会,不少创业者在打着创新的幌子做着贪婪的事情。很多人为那些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所着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躁进的机会主义者。赌徒心态、不尊重常识、无底线经营,在一些创业公司中并不少见。近年来,兴起了一大批不创造价值,或者创造“伪价值”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获取更多的流量上,目的是吸引投资者投钱,然后抽身离开。
商业的价值在这样的疯狂模式下,实际上已经开始被极大的扭曲,很多创业已经毫无使命感。很多创业企业的掌舵者,他们产品或服务的目标,既不是to B,也不是to C,而是to VC,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PPT面前的表演。很多互联网企业融钱买一批用户,把用户转化变成一部分销售额,再拿钱去买更多的用户,然后拿流量去获得融资。一旦这条线断了,企业也就倒了。
这样的创业者,甚至“商人”二字恐怕都有一段距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说,企业家尽管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但需要更进一步具有使命感,去改变世界。企业家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不把钱视为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在我刚出版的《品牌原力:褚橙20年方法论》一书中,提到一个褚时健先生的夫人马静芬女士讲的一件事。
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已近90岁的老太太坐在褚橙庄园的湖边,我突然问了一句:“褚一斌如今已经接掌褚氏农业差不多4年,您对他放心了吗?”老太太大约没想到我会问她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外界看来,既然褚老把企业传给儿子,就是该放心的。
老太太微微笑了一下,随即回我道:“其实,褚一斌接管后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些担心儿子的。因为他以前的金融投资思维,跟在农村种果树完全不同。我担心他太急,沉不下来,不会老老实实留在山里。尽管他这十来年来一头钻到土地里,几乎跟之前的生活完全分割了,但总觉得不放心。”
直到有一天,褚一斌跟她讲要把挣来的一部分钱修建公益培训学校,为全国各地想学褚橙方法的农民提供免费培训,她这才放心下来,她知道儿子不是个一个格局小的人。听到老太太的这些话,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家族的基因,一种企业家的精神得到了传承。
如今这个学校的建设已经接近尾声,为了让前来学习的农民没有后顾之忧,褚氏农业会拿出一年销售利润接近一半的资金去做这项工作。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还免吃免住,每月甚至为前来培训的农民提供不菲的生活补贴。这样的做法在褚一斌看来就是一种使命,能将他们的优秀做法传递出去,整体提升中国的种植水平和品牌化程度,实现褚氏农业更大的社会价值,改善我国当前农业效率不高、规模化不够、技术不足和品牌化难形成的局面。
刚刚过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无疑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而在“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励下所产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和拼搏开拓行为,既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反映优秀文化的传承,这正是民族的骄傲、民族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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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意义,著名咨询公司贝恩花费10年的时间,对全球40多个国家的数千家企业进行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无关企业规模或者年龄的大小,可持续增长的秘诀涉及企业内部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将之称为: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早在2014年12月7日举行的上海市浙江商会换届大会暨“全球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之道”高峰论坛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特别强调了:“企业家的主要工作是两件事:一件是应对不确定,另一件事是推动社会的创新”。在这句话中,李强总理对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点特质做了界定,笔者认为是非常深刻的。
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最早是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在《商业概论》中提出:企业家是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承担经营风险的人。这与美国学者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提出的概念类似:所谓企业家,就是那些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下,作出决策并必须自己承担决策全部后果的人。之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柯兹纳在《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中指出,企业家是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具有洞察力的人。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这些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均围绕企业家在应对不确定、不平衡时的冒险精神上。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哈佛大学创业学之父史蒂文森教授,也将创业家精神解释为,打破现有的限制去进行创新,包括推出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改进已有产品,发现新客户群。
总体而言,上述学者对企业家精神定义的核心特征,正是李强总理提到的应对不确定和创新。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条件下去做决策,而是发现还没有被发现的条件,创造本不存在的东西。所有才有卡尔·本茨在只有马车的时代,突破思维去造汽车,约翰·威尔金森在只有木船的时代去造铁船。在这个过程中,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的悲情,也有“望尽天涯路”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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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课题组在权威期刊《管理世界》发表了他们30年追踪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1993年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全球化、技术进步的进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家队伍经历了孕育、发展、壮大的成长过程,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30年来,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相互促进。与此同时,企业家队伍的能力和素质全面拓展提升,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不断丰富升华。在持续的变革中,中国企业家队伍展现出高韧性的特征,为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高韧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企业家队伍不断增强的各种基础能力、带领企业应对困难和挑战的组织韧性、企业家个人面对各种压力体现出的心理韧性等。
企业家群体的壮大,核心离不开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市场化,否则光靠企业家精神,是没办法诞生这么多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在未来,我们还需要让经济更为自由,让每个企业家的才能得以尽情发挥,让他们敢说话,敢做事,让他们继续成为市场的英雄。
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他胆子大、有个性、有想法,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使这个小厂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大胆创新、坚持改革的事迹。半年后,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发表的《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一时间,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1984年,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由中央下命令全国推广一个人,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
正是在这样对英雄崇拜的氛围下,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家出现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项目背景】
自2014年以来,第一财经联合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历时八年,穿越疫情,深入访谈了中国近50位领军企业家。《春夏秋冬又一春》、《超级进化》两部管理纪录片,凝练50人采访精华和企业的生动实践,为观众献上一幅凝聚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珍贵图鉴,于2023年3月陆续推出。
为了避免家属子女在自己百年之后争夺家产,企业家最好提前立有遗嘱,委托信得过的专业机构或者律师等专业人士作为遗嘱执行人,并且对于接班人的培养和公司人才梯队早做安排,实现平稳过渡。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四个方面特点。
专家指出,进一步深化自主创新,必须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奔赴。
今年2月份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不过,上市潮背后也暗藏风险。持续亏损的业绩和对赌协议都暴露了部分企业“流血上市”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