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理大变迁中的“山河四省”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全民焦虑。而随着各省陆续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区域分化成为继总量负增长之后，另一个热议话题。

截至3月27日，至少24个省份公布了去年的人口数据。其中15个省份的常住人口较上一年有所增长，出现负增长的9个省份里，除了湖南（-18万）、上海（-13.54万）地处南方外，剩下的都位于东北与华北。

东北不消说，情况大家都清楚。去年，除了山西微幅增长了8800人外，包括山东（-7.2万）、河南（-11万）、河北（-28万）、北京（-4.3万）、天津（-10万）在内的华北各地，人口均呈现负增长。

这已经是华北近几个月来第二次引发舆论关注了。今年春节期间，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曾以“山河四省”的新头衔意外出过一次圈。

当时，晋冀鲁豫四省的年轻人在省界互射烟花，拍摄短视频上传，戏称是“山河内战”。之后又衍生了一系列的黑色幽默段子，比如“山河四省互不侵犯条约”“山河四省互不嘲笑条约”……从古时四方仰视的中州之地，到一百年前作为根据地名的晋冀鲁豫，再到如今充满自嘲的山河四省，称呼变化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经济地理的巨大变迁，这一过程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辉煌时代

即便是今天最轻佻的地图炮，也不敢不承认山河四省曾经的辉煌。当初大禹划分九州，山河四省便囊括了冀、兖、青、豫四州及徐州部分之地，堪称“半壁河山”。到了汉代，全国五大都会（简称“五都”，分别是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之中，有四个位于山河四省。

其中，洛阳和宛（南阳）所在的河南就不消说了。一句“老家河南”的广告语，道尽了这里作为夏商故地、中华源头的江湖地位。特别是洛阳，和隔壁的长安作为中国城市史上闪耀时间最长的双子星，构成了中国历史前半部的核心。

齐国故都临淄所在的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而赵国故都邯郸所在的河北之地，虽然以盛产“慷慨悲歌之士”闻名，但其实，凭借广阔的大平原，从秦汉到隋唐，这里一直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发端于此的安史之乱，不仅动摇了大唐统治，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就连如今人口最少、经济体量最小、存在感最弱的山西，要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也是难以忽视的重磅存在。除了河南、陕西，如果要评中国历史前半夜的“第三省”，我想应该就要数山西了。

“两山夹一川”的山西，被称为“华北脊梁”，高起的地势使得王朝无论是定都长安还是洛阳，山西都是最为倚重的地理屏障。

先说长安。虽然其所处的关中盆地，顾名思义，在大多数方向上都有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关隘——东面是函谷关，西面是大散关，东南面有武关，西北面有萧关，一旦有敌军来犯，只要将关门紧闭，京畿便固若金汤。唯独在山西方向，是一个地理敞口，如果不守住山西，长安就很危险。

想当年李渊就是从太原起兵，沿着汾河谷地一路南下，从蒲津渡过黄河，一举拿下长安，奠定了大唐基业的。所以唐朝建立后，深知山西重要性的诸位帝王都非常重视太原。武则天时，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之外，于晋阳置北都。到了玄宗朝更进一步，改太原府为北京。

再说洛阳。尽管其北面有黄河天险，但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单守黄河是守不住的，必须将防线往北推移，守住山西，堵住太行八陉。否则北方攻来的军队，往南可以直扑洛阳，往东可以进犯河北。

事实上，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为了防止唐军抄他的河朔老巢，就花了好多精力争夺“常山（石家庄）——井陉——太原”一线。虽因名将李光弼的奋死抵抗，太原未能夺下，但好歹堵住了井陉这个口子。

安史之乱一把火，终结了长安、洛阳千年的繁华，却意外令太原迎来了极盛之时。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其创立者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均称帝于太原。可以说，唐末宋初之际，太原是搅动整个天下局势的发动机。

到了北宋，由于运河作用日显，更东面的开封走上了历史舞台。极盛时全城人口高达150万，超过汉唐的长安城和明清的北京城，是中国历代古都之最。其影响延续至今，比如它的儿化音、它的黄河鲤鱼，都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得到了传承。

但盛极而衰，“靖康耻”，不仅是“臣子恨”，更是“四（省）民泪”。随着徽钦北狩、高宗南渡，山河四省从此步入了长达千年的衰退期。

衰颓时代

山河四省的衰颓，首先反映在经济上。

隋唐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统一于中原地区。但与此同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在经历了春秋吴越时期的初步开发，六朝的日渐繁荣，到唐宋之际，已正式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像我们今天熟知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就是出现在北宋时期。而宋室放弃洛阳，定都开封，也是因为后者更靠近运河，便于漕运。

稍晚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原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北方契丹、女真、蒙古诸族轮番南侵甚至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最终丧失。北京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

伴随经济中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北迁，曾经居天下之中的山河四省，逐渐衰落了下去。

河南自不必说，宋室南渡后，中州之地再也不复往日荣光，就连称呼也从“中原”变成了“河南”。儒学中心山东，也因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率领孔氏精英扈跸南迁，在衢州另建家庙，形成南北两宗，失去了独尊地位。而山西“两京屏障”的作用，则逐渐让位给燕山。虽然明清之际，晋商一度风光，但山西的地位却并没有因此提升。如今人们能记起的，只有洪洞大槐树，那是老家的方向，也是回不去的故乡。

更不幸的是，连年战争引发黄河改道，夺淮入海，给了本就在走下坡路的中原经济又一沉重打击，曾经富庶的河南、山东由此沦为贫穷的黄泛区。直到1855年，黄河才重新北返，注入渤海，河道走向最终定型。但此时，一个属于海洋的新时代悄然来临。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五个通商口岸。此后，长江沿线城市陆续开埠，而已成为地上河、丧失了航运价值的黄河流域则被人彻底遗忘。

虽然随着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德国人一度下血本将青岛营建为山东第一大商埠，天津也因“九国租界”而崛起，它们与南方的上海一道，构成了民国时代的一线城市组合——“上青天”，但并没能将所在省份整体带入新时代。相反，青岛的德据史，割裂了胶东与山东的关系。

而天津的崛起，更是客观上导致了河北的衰落。这个曾经的卫所，在开埠后先是夺走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地位；进入民国后，更成为北京城下野大总统们的避居所；再然后，天津直辖了。试想，如果江苏剜去苏州南京、浙江抠掉杭州宁波，广东没有了广州深圳，还能创造现在的繁荣吗？

至于深处内地的河南，更是在军阀的连年内战中，被折腾得体无完肤、饿殍遍野。唯一的模范省山西，也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受到重创。而这，也奠定了山河四省此后近百年的运势走向和公共形象。

迷惘时代

1949年以后，山河四省一度焕发新生。比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有多达30个布局在山河四省，数量仅次于东北的56个。

其中，太原凭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地利优势，成为西安之后，落户项目数量最多的城市，总共有11个。包括太原一电厂、太原二电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太原化肥厂、晋西机器厂、江阳化工厂、新华化工厂、汾西机器厂、兴安化工厂、大众机器厂等，由此奠定了太原的华北工业重镇地位，并且延续至今。

河南也收获了10个重点项目，数量上与吉林并列全国第5。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焦作、平顶山等地，形成了郑洛汴工业区。其中尤以洛阳为主，包括大名鼎鼎的洛阳拖拉机厂，以及洛阳矿山机械厂、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洛阳柴油机厂、洛阳热电站等，曾经的“十三朝古都”，一举变身为新兴的机械工业城市。

但这种计划体制下的繁荣，终究还是随着市场大潮的来临，被打回了原形。而山河四省独特的区位与禀赋，更是令它们在发展上遭遇到种种尴尬与迷惘：

丰富的煤炭储量，让山西成了全国的能源基地；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被要求装满全国人民的“米袋子”；河北不得不对产业发展自我设限；即便是作为北方门面担当的山东，这些年也逐渐被广东、江苏拉开了差距……

为什么最近山河四省突然爆火，就是因为委屈。这里既不是最发达的区域，也不是最落后的地方，这反而使得它们成了最被忽视的地区。

以经常被拿来举例的教育来说，山河四省3.1亿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弱，但在优质大学方面，除了山东好一些，其余三省甚至都凑不出3所211大学——河北唯一的211高校河北工业大学，还在天津。

本地优质高校的稀缺，加剧了四省学子高考的难度，逼出了衡水中学这样的应试“名校”。

越来越多的四省民众背井离乡，造成了本地人口的负增长，同时也在彼此之间催生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造就了这一波“山河四省”概念的突然走红。

客观地讲，最近这些年，从扶持中部崛起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到郑州入围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层面也在努力助推山河四省重振辉煌。只是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地理的变迁自有其内在逻辑。

好在中国足够大，只要不限制人口流动，总有适合山河四省民众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和舞台。既然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山西填全国”，都没有影响流出地的历史进程，这一轮山河四省的人口减少，我们也不妨坦然面对。

（作者系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允九智库研究员、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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