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诗人邬霞：我是单亲妈妈，我要拼命写下去

【编者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诗经》到汉魏乐府，来自民间的创作者以各种形式诉说胸中块垒。如今，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文字发表的壁垒，越来越多的民间写作者被看到，被阅读。第一财经阅读周刊“素人写作”系列报道，记录来自普通人的声音和他们的写作故事。以下是“女工诗人”邬霞的故事。

深圳宝安区城中村一间出租屋里，不知哪年哪月住过的房客，留下一个四层小木书架。时间把它染成深黄色，最下面一层隔板上的胶条开始脱落。

如今，新房客邬霞在里面重新塞上书，以及鸡毛毽子、儿童医用隔离口罩、油画棒盒、薯片……封面布满尘渍的《深圳纪事》，是她9年前出的第一本散文集。另一本诗集《吊带裙》，则是系列丛书《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精选》之一，丛书名出自同名纪录电影，邬霞是其中一个拍摄对象。

去年底，邬霞又出了非虚构写作《我的吊带裙》，主要内容是在工厂打工的心酸，以及离开工厂后的漂泊。样书被她随手放到沙发旁，时间一久，塑料膜包装表面满是灰尘。

书架上，还有一叠码得整整齐齐的拍立得照片，是一位年轻女摄影师拍的。她的设计师朋友以邬霞诗歌代表作《吊带裙》为灵感，设计了一件蓝色吊带裙。那天，秋光明媚，她们在海边尽情拍照、拍视频。脸上总带着几分憔悴和忧郁的邬霞，任由南海的风轻抚耳环、长发、裙摆，笑得很好看。

打工，写作，离婚，哭着笑着继续生活。41岁的邬霞，半生经历都被浓缩在这个旧书架里了。

出租屋

“出租屋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墙皮已经脱落/老鼠、蟑螂、蚊子来去自由/我偶尔会嫌弃它/也得感谢它/收纳了我们”（《出租屋》）

中午时分，城中村密集的“握手楼”里，飘出阵阵菜香和说话声。邬霞带着我们在迷宫般的巷道中七转八拐，穿过超市、水果店、卤肉凉皮店、猪脚饭店、美甲店、菜鸟驿站，在一栋两层小楼前停下。这里分为上塘和下塘，快递员老是找错地方。前年，邬霞搬了第四次家，和父母、两个上小学的女儿住了过来。

打开不锈钢门，一眼就看到露天排水沟，潮味随之扑来。一楼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二楼仅有一间卧室，其余是露台。客厅不到40平米，小茶几兼做餐桌，人一多，走路都要侧身。虽然简陋，但显然用心布置过。冰红茶塑料瓶里，装着几束邬霞母亲李金秀捡回来的橙色布花。墙上贴着大红的“福”，孩子们的画，还有服装设计师朋友写的小白卡，“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另一间50平米左右的卧室里，父亲邬发洲的床靠墙，邬霞母女三人的床靠窗。两个旧双门衣柜上，叠了几个旧牛津布行李箱。更多放不下的被褥等物品，只能和大号收纳箱一起往墙边堆，再盖上纺织物挡灰。

刚搬来时，房租是每月2900元，房东说好租金一年一涨，每次每月只多100元。结果去年底就猛提租金，几番交涉，最后以3250元续租。而这个家庭所有的经济来源，都像城中村里常见的单独安装的水表一样清晰明了。每月，邬霞父母领3000多元商业养老保险，65岁的李金秀在饭店洗碗，晚上十点下班，工资有3000多元。闲暇时她还去捡垃圾，能多赚1000多元。疫情几年，孩子们老在家上网课，邬霞没法出去上班，靠做网络写手和投稿谋生，每月大概有4000多元。

“房租开支太大，没办法。”邬霞说，当初租这个房子，是为两个孩子考虑，想着她们睡楼上，写作业也清静。但二楼很多老鼠，屋顶上只盖了层薄石棉瓦，天一热就闷得像蒸笼，为了省电费，搬过去的空调也舍不得开，最后上面就李金秀独自住，天热时再搬下来。

2019年，邬发洲脑出血后，经常全身莫名发痒，晚上睡不着时就看电视。如此一来，又对孩子们的作息有明显影响，她们长期十一二点入睡，早上六点半又得起床。城中村里有个公办学校，几分钟就到，但邬霞没有深圳户口，社保缴纳年限也不够，孩子们只能上更远的民办学校，每天单程约要50分钟。

“家里乱七八糟的，没得人收拾。”邬发洲不能劳累，长期都卧床休息，床上更加凌乱。他很愧疚，把被子微微朝墙掖了掖，“我们家是个讲究卫生的家庭，原来在家里，我们姓邬的都讲究得很”。

前夫

“那一天，我失手打碎了爱情/爱情的果实被我们拼命吮吸/甜味已尽/我不愿意看着它腐烂”（《潇洒地走》）

“那个‘垃圾’又不拿一分钱。”邬发洲用轻蔑口气说的“垃圾”，是邬霞前夫，“每个月拿100块都好，娃儿从来不拿一分钱生活费。”

邬霞刚满21岁，家里就开始着急婚姻大事。她心气高，想找个自己喜欢的男朋友，要求对方身高一米七以上，长相斯文，有车有房。可制衣厂里90%都是女工，内向的她没机会接触更多男性，一晃就到27岁“高龄”了。这时，有文友介绍了前夫。他在承包工地，但没有钱。男方实际条件和理想伴侣有天壤之别，邬霞还是同意交往，“想得很简单，觉得找个穷男人没关系，可以一起打拼，从无到有，布置起一个家”。

后来，邬霞意外怀孕。前夫说来照顾，结果天天泡在楼下麻将馆里。她很失望，想分手，最后在人劝说下“心软了”。2011年，孩子都快出生了，为了报销一部分费用，才跟着他回老家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彩礼，到了还发现前夫隐瞒了家庭真实情况：婆婆腿有残疾，公公因车祸失去一个肾，家里只有三间房。更震惊的是，她亲耳听到前夫在老乡那里夸耀，打牌输了十几万，把一年赚的钱都输了。

不幸的婚姻总是相似的——经济上捉襟见肘，丈夫冷漠、焦躁，妻子焦虑、埋怨，最后丈夫出轨、家暴。有一年春节前夕，和前夫回乡的长途大巴上，邬霞想着他出轨的事忍不住哭，前夫嫌睡觉被吵了，公然在大巴上猛扇她耳光，把个子瘦小的邬霞打得嘴巴红肿，皮破血流。当时车上没有一位乘客站出来劝阻。

本来婚姻就岌岌可危，谁知邬发洲生重病期间，邬霞又怀孕了。这次，前夫坚决不要二胎，邬霞家人也反对，但她坚持，“我说就当给爸爸冲喜”。前夫警告，要是再生个女儿，“就不要你了”。2016年，抱着襁褓中的小女儿，邬霞终于下定决心离婚。

没有稳定工作，她只拿到小女儿的抚养权。4岁的大女儿被送回老公老家，重复起邬霞小时候的留守生活。当年，南方周末以《邬霞：打工诗人与留守儿童的轮回》为标题，写了她的无奈，报道说，“命运的轮回，仿佛是一道无解的死扣，牢牢拧紧了邬霞的生活”。后来邬霞不甘心，想办法把大女儿带到身边。此时，前夫已经发展到吸毒，出于对她带走孩子的报复，约定好要给的微薄赡养费也几乎不给了。

两个孩子的抚养重任全部压到邬霞和父母身上，他们想尽办法省钱。李金秀的左眼皮老是间歇性跳动得厉害，嘴巴随之歪，“就像电线板断电”。她到城中村小诊所和附近医院都看了，最后放弃，“医生说开了刀也不能根治”。

李金秀还经常去捡超市不能过夜的熟食和蔬菜，各种衣服。衣服都是喜欢追赶时髦的人们换季淘汰的，很多还七八成新，被人单独用袋子放到垃圾箱附近，她拿回家再用酒精消毒。看到漂亮又能穿戴的包、鞋子、帽子、发箍、耳环、项链、毛衣链，李金秀也给邬霞带回来。每次出门，邬霞都精心打扮，穿着那些捡来的衣物大大方方照相、发朋友圈。

两个女儿从小也学会节约。吃饭点菜时，小女儿最先问的是“什么便宜？”大女儿在墙上贴了张表格，是小女儿借她压岁钱的明细，虽然“记录”被写成“记寻”，但稚嫩的一笔一画里，2元5角、2元、2元4角、1元……妹妹的12次“借款”，姐姐列得清清楚楚。

留守儿童

“你刚和他们熟悉了一点/他们又要动身/你好想叫他们留下/可他们说他们出去都是为了你/离别的时候他们哭了/你也哭着喊着追出好远/直到他们消失不见/你觉得自己是被大地遗弃的孩子”（《留守儿童》）

邬霞老家在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邬发洲当过十年兵，和村里大多男子不同，脾气好，对孩子细心。遗憾的是邬霞7岁时，他们迫于生计，双双去深圳西乡镇打工，两个女儿成了第一代留守儿童。

小时候，邬霞在一张纸上写了27个梦想，其中一个是做城里人，“我不喜欢农村生活，从小就梦想上大学，跳出龙门”。有一次去在县城做老师的大姑家，看着一排排楼房，邬霞暗暗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在城里有好工作，自己的房子。

没想到，率先向她压来的是农村生活的单调。放学后无所事事，只好在田间地头瞎玩。周围没人看书，也找不到像样的文学读物，印象很深的是看过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武汉某美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她从小爱美，当时还想，读不了大学，就去那里学美容。

一年级开学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她不小心把数学书弄丢了，但不敢告诉当时还没外出的父母，老师和父母也没发现异常。数学课全靠“盲听”，成绩自然不好。敏感捕捉到数学老师的情绪后，邬霞更没信心，后来数学一直不及格。“我也不知道，要是数学书没丢，人生是不是会不一样？”

初中也是在村里上的，教学质量更是一塌糊涂。英语老师上了很多节课，才在黑板上写点板书，从来没接触过英语的邬霞，上课像听天书，根本不知道讲到哪里。历史老师更离谱，每次就叫学生自己看书，下课径直走人。这样的学习环境，让她越来越无心读书，经常望着校园外空荡荡的乡村公路发呆，幻想有一天，妈妈能突然从深圳回来。只有语文老师关心地问：“你这么小，不想读书的话，要出去打工吗？”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为了提高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对乡村中小学进行较大规模的撤销、合并。初二结束时，村里的初中被撤销了，所有学生都去镇上读书。镇中吃得很差，天天都是茄子，认识的同学也少。备感孤独的她决定辍学。

那时，农村孩子只有上学和打工两条出路。邬霞看过很火的电视剧《外来妹》，知道打工生活什么样，内心很排斥。不久，随着母亲一纸书信送来，叫邬霞和亲戚一起去深圳，她明白，打工是逃不掉的了。就像《我的吊带裙》中所写，“少年时光戛然而止”。

制衣厂

“我端坐在剪线机上/右手执一把小剪刀/左手拈起线头/咔嚓剪断了时间/我心神不宁/生怕一不小心剪破了自尊/我学会了遮掩/将漏洞隐藏得天衣无缝”（《剪线女工》）

离出租屋不到一公里的铁仔路两旁，一幢幢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路快走到尽头时，有大片陈旧的厂房，以前是家日资制衣厂，那是邬霞第一次打工的地方。2008 年金融危机后，工厂搬去越南，如今稀稀拉拉分布着几个小厂。

“以前这里是锁死的，工人出不去，家人和老乡想来见一面，只能隔着铁栏杆，就像探监。”大门口，一辆快递公司的小货车正在卸货，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敞开着，没有门卫，陌生人随意出入。想起往昔严密的安保，邬霞很感慨。

1996年，深圳已经开始产业升级，承接了以组装、零部件生产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但向邬霞这样年轻女孩敞开大门的，更多还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刚进厂时，她只有14岁，又黑又瘦又矮，一看便是非法童工。李金秀问表姐借了一张成年人的身份证，托了老乡帮忙，才让她混进去。制衣厂一大特点是工作时间长，平时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星期天晚上也没有休息。

走上通往二楼车间的楼梯时，邬霞提醒我看一个早不存在的塑胶模具公司张贴的经营宗旨、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宣传栏，上面写着诸如“诚信为本”“创新”“高效”“进取”之类惯常措辞，“打工的人会专门看企业文化是什么”。但当时，她被父母安排进厂，一切并无选择。

制衣厂的制度冰冷、机械，工人穿蓝色工服，不能说话，不能随意上厕所，不能在工作时间坐着，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下班后躺在床上腿钻心疼，还会抽筋。管理也很粗暴，后来她做过统计，4年里哭了200多次。

一次正在漱口，门卫突然要查工牌，她才进厂半个月，没反应过来，门卫在她工装口袋里也没摸到，勃然大怒，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拖进宿舍。还有一次，邬霞和李金秀正坐在一个坐桶上剪线头。突然坐桶被人狠狠踢了一脚，她们吓得直接弹跳起来，以为是日本人来了不让坐。结果一看，是厂里那位炙手可热的男翻译，他目无表情地站着，觉得她们的坐桶挡了道。“我当时敢怒不敢言，到了晚上，怒气都还没办法发泄，突然有了想写小说的想法，希望通过手中的笔，去改变我的命运，可以从工厂逃离”。

言情小说

“那里没有厂房、车间、流水线/只有俊男靓女，天生为爱而生/他们住豪宅、开豪车、出入高级场合/不问人间烦恼有几斤几两”（《我的隐秘花园》）

言情小说，是当年大多数打工妹唯一能接触到的文学类型。工厂附近的地摊和书摊上，一排排花花绿绿，全是席绢和琼瑶的各种作品。5天后，邬霞就构思了第一个中篇言情故事《三角恋》，后来扩写成长篇。“那时我不知道还有打工题材文学，也没想过要写打工生活，因为我天天过得很压抑，不想写这样的生活。”

为了“改命”，她的写作进入一种疯狂状态。工厂每天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里面包含打饭、吃饭时间。匆匆刨几口饭，邬霞就从饭堂跑回宿舍，抓紧写几段，直到上班前最后5分钟，才飞快跑进车间。晚上加班回来，快速洗澡、吃夜宵，又把床帘一拉，埋头写到一两点甚至三四点才睡，早上七点四十再起床上班。

想着漫无边际的打工生活，邬霞试图自杀，一只脚已经跨出窗外，被追上来的李金秀死命拽了回来。“当时我不写作的话，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邬霞说。在那家制衣厂上班，不仅是身体上的累，管理人员更是动不动就骂得很难听，自尊心强的她感到没有尊严。“结了婚的人，他们为了家庭就想着一定要坚持，我才14岁，肯定就不能忍了。有思想的人都想着要逃离工厂”。

在她的言情小说里，男女主角都很有钱，爱情结局完美得像童话。“不忍心女主角过得不好，好像她们过好了，我也过上她们的生活一样。写作对我意味着一种希望，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邬霞取了个“梦遥”的笔名，一方面不太自信，另一方面又相信，只要拼命写下去，生活会越来越好，有期待的爱情，“想拥有的我都会拥有”。

2000年离开制衣厂时，邬霞写了6个长篇，全都没发表。后来，有人把手稿捐给了广州一家民间打工博物馆。

2002年，写作终于迎来转机，一首短小的随笔诗在杂志《故事王中王》上发出来。当无意中翻到杂志那一页时，邬霞的手都在颤抖，给父母报喜时已语无伦次。受到极大鼓励后，她往更多打工刊物投稿，一些诗又陆续发表。

有人把她介绍给时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的杨宏海，他被称为“中国打工文学之父”，发掘、提携了“打工皇后”安子等大批打工文学作家。杨宏海觉得年轻的邬霞是“第三代打工作家”苗子，2007年，推荐她到广州鲁迅文学院学习。

在广州那段时间，是邬霞辍学十多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月。宿舍干净宽敞，三餐可口多样，作协还给每人发500块钱补贴。老师是名家，待人温和谦逊，讲课水平也高，“听了课一下子醍醐灌顶，写作水平提高很多”。周末，大家相约去爬山、烧烤、唱卡拉OK。好多个夜晚，邬霞躺在柔软的床上，真希望那是场不会醒来的梦。

“以前我看见工厂就很怕，但是那一个月我很开心，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她想起自己在工厂最美好的瞬间。半夜三更趁着工友睡了，悄悄穿着自己喜欢的裙子穿过走廊，到冲凉房的玻璃窗户边照“镜子”，她对着“镜子”微笑，还左转、右转，摆几个造型。想着那些场景，邬霞写出了代表作《吊带裙》，“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 像花儿一样”。

没多久，邬霞又进了一家电子厂。这次，她终于实现不做普工，而是做文员的理想，直到5个月后电子厂突然倒闭。

文员

“招工广告看了一张又一张/简历投了一份又一份/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额头冒汗 内心慌张/十一点人群逐渐散去/我捧着最后一份简历/像托举着最后一个希望”（《人才市场》）

2014年，诗评人秦晓宇筹拍纪录电影《我的诗篇》时，在海量的诗歌中发现了《吊带裙》。秦晓宇后来说，国内有约一万名打工诗人，长期以来，他们的诗歌不仅淹没在机器的轰鸣中，形象也模糊，很多诗还带着灰色和压抑。《吊带裙》写作技巧并非上乘，但画面明媚亮丽，打工女孩对城市陌生女孩的祝福很动人，他一下就被吸引了。凭着这首诗，邬霞成为这部纪录片里唯一的女主角。

《吊带裙》

邬霞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

这时，邬霞结束摆地摊的生活，已经结婚、做了母亲。知道有人来家里拍纪录片，节俭的李金秀激动得差点去烫发。拍摄时，爱美的邬霞每次出场都戴着不同的耳环。她一边读《吊带裙》，一边展示着衣柜里心爱的廉价吊带裙，又像从前悄悄照工厂的窗户玻璃时一样，笑着转圈。所有人都希望，邬霞的命运可以借此改变。一位摄影师是老乡，鼓励她表现得更加放松、自然，“电影要去上海参展，明年你们家就不住在这里了！”

2015年，是邬霞最被人瞩目的一年。年初，到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录制节目；“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登上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初夏，应邀参加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礼，和《我的诗篇》剧组一起走红地毯。那天晚上，她穿上花了70元买来的最喜欢的一条玫红色吊带裙，穿着细高跟鞋。彩排走红地毯前，以义工身份参与影片拍摄的作家刘丽朵也非常激动，“说不定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最终，《我的诗篇》不负众望，拿下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和失望的是，一盏盏镁光灯熄灭后，邬霞的生活又悄然回到原点。她不像电影《不止不休》里只有初中学历的“北漂”韩东那么幸运，可以做调查记者，连做普通文员的机会，好几次都失之交臂。

最遗憾的一次，是面试时没有狠心拒绝前夫的跟随，她推测可能影响了别人对她的看法。那时他们已经离婚，为了把大女儿从他老家带回深圳，邬霞对他各种退让。那份工作主要是帮一个文化公司采访企业老板，月薪5000元，她很满意，也很期待。但是老板看着邬霞和一声不吭的前夫，没有多说，只问：“上班地点有点远，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坐公交车，你行不行？”后来，老板找了个年纪大的男编辑。

那段时间邬霞又气又急，老是哭。哭得多了，李金秀也腾起一股火：“你要哪个给你找？自己去找个普工来做！靠自己，才硬气！” 邬发洲也说：“都上了央视，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写东西还有什么用？！”

2021年5月搬家那次，邬霞把很多获奖证书、发表作品的刊物，还有十多本文学作品都当废品卖掉了，“就当做个彻彻底底的了断”。没想到半年后，小马BOOK的负责人又辗转联系上她，出版了《我的吊带裙》，“每当想放弃的时候，好像有双手在后面推，就又继续写，”邬霞说，“这就是命”。

《我的吊带裙》

邬霞 著

华龄出版社·小马BOOK 2022年9月版

房子

“爸 深圳的高楼大厦并不能遮挡/农民房里的阳光/一家人 就是一棵合欢树/爸 生活有多艰难 就有多珍贵/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家》）

城中村里，每走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某某公寓楼前的醒目位置上，挂着一个电镀铜牌，上面写着单房、一室一厅、两室一厅等房屋出租信息，以及联系电话。深圳被称为“追梦之城”，对邬霞一家来说，最大的梦想是结束在城中村的漂泊，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除了现在这套房子，之前他们都是找人合租。最多的时候，两室一厅里住着12个人，厨房都架起窄床。两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在次卧两头各摆一张床，中间拉个帘子，分摊150元的月租，合住了一年多。后来大家因为水电费吵架，其中一对愤而搬走时说，出去只租50元一个月的房子。

李金秀有个工友从工厂辞职后，改做二手房中介，看着深圳房价嗖嗖嗖往上涨，劝她也买一套。当时，他们租的两室一厅售价8万。但李金秀不懂可以按揭付款，说拿不出那么多钱，房子转眼就被人买走了。

“她长期在工厂那种很封闭的环境，每天像个机器一样干活，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那时我也像井里面的青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现在回头再看，那是最接近在深圳买房的一次机会，邬霞对母亲没有抱怨，更多是遗憾。

他们也想过开店，但每次都卡在成本上。李金秀曾去邬霞表姐的酸辣粉店做工，想学会手艺后全家一起卖酸辣粉。结果万事俱备，只差最后1万块本钱。找遍所有亲戚、打了无数电话，一分钱都没借到。而表姐的店开了没多久，就在老家县城首付买了两套房。

《我的诗篇》放映后，还有朋友建议邬霞利用影片热度，做吊带裙卖。她笑着试探一位同样离婚、对她表示过好感的文友，是否愿意借点本钱？对方竟直接说，“要是早前还有可能，现在不会了”，而给出的理由是，“以前我以为你可以靠写作赚到钱，现在那些菜鸟都爆发了，你还一点动静都没有！”邬霞哑然失笑：“现在的男人，太现实了。《我的前半生》里，马伊琍离了婚还有那么好的男人那样对她，是电视剧里才演的。”

制衣厂搬走后，李金秀和邬发洲去全国各地参加展销会卖货，东奔西走，风餐露宿，收入比在工厂好。眼看着生活好转，没想到2013年，邬发洲又病倒了。第二次出院时，还查出有中度抑郁症。几番治疗下来，不仅花光了好不容易攒的积蓄，还欠了十万元的债。

邬发洲失去体力劳动能力这十年，也是深圳房价一路“狂飙”的十年，《2020年316个城市房价排行榜》数据显示，深圳新房和二手房价，同时位居全国第一。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在深圳买房，就像天方夜谭。

“没挣到钱！”邬发洲也叹息，“啥子亲戚（四川话里音同氢气）、氧气？都等于零。有钱他认识你，没得钱理都不理你，看淡了。”

穷开心

“热爱她的每一寸生长。这种爱渗入/毛孔里、皮肤里、血液里、骨髓里/即便这座城市的户口簿上没有我的名字”（《谁能禁止我爱》）

有一年，一个条件更好的亲戚来邬霞他们的出租屋看望时，突然说，“你们家啥子都没有，就是‘穷开心’！”

高中毕业的邬发洲身材清瘦，颇有气质。上学时，每次学校搞文艺宣传，都是积极分子。当兵复员回乡后，还曾穿着一身黑衣白裤挑粪、下地，被周围人当作笑料。

周末从工厂回到出租屋，邬霞总是感到放松。他们家不像很多老乡，有空就打牌、打麻将，而是喜欢放音乐，音响里飘荡着韩宝仪、林翠萍、杨钰莹、卓依婷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的经典歌曲，旋律甜美又节奏感十足，至今还位居广场舞的热放榜单。“心心心相映/手手手牵手/你靠我来我靠你/一步一步朝前走/心茫茫心茫茫/我的心儿慌呀慌/情茫茫情茫茫/我的心儿荡呀荡”，两姐妹和邬发洲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摇晃身子，“那时我们都没结婚，真的是‘穷开心’”。

没生病前，邬发洲还很幽默，“哪怕去买肉，也逗得人家直笑。如果老板是个女的，老公就在旁边吃醋”。说起他的“馊事”，邬霞一扫阴郁，笑得前俯后仰，直捂嘴。

“我们都有相当欢乐的品质，要改变农村那种不好的风俗。”邬发洲认真指了指身后床头柜，上面有个红色的随声听，“我都这样了也要唱歌、跳舞”。邬霞说，尽管吃了很多苦，也遇人不淑，父母的爱让她一路坚持下来。

离婚后，有个条件不错的六旬男人主动联系过邬霞。“第一次见面就说我不会来事，不讨人喜欢。”后来又接触了两次，不再过多往来，“假如和他结了婚，只会把你当保姆，不会当妻子。”

现在，她想办法交上社保，拿到了自考大专文凭，正在全力以赴准备五月在即的中级职称考试，顺利通过后，就能拿到深圳户口。每天早上她6点起床，坐公交车送孩子上学回来路上顺便买菜，到家已过9点。睡个回笼觉后，开始准备考试。一节录播网课就要上一个半小时，做练习题都是趁着在公交车上的时间完成。有时，想着难啃的试题，晚上焦虑得失眠。

拿到深圳户口，孩子不仅可以对口入学，还能申请公租房。公租房申请得排队等好几年，也有年龄限制，但租金便宜，这是她在深圳有个更好住所的最后机会。手上稍微宽裕一点的时候，邬霞也一年花好几千给两个女儿报班学跳舞、画画，希望她们长大后能圆她的梦想，上大学，当白领，做真正的城里人。

离乡27年，邬霞只回去过两次，发自内心把深圳当第二故乡，“上一代打工人有钱了就回老家盖房、买房，‘80’‘90’后不一样，想当城里人”。

她喜欢深圳的天气，春天和秋天比较长，冬天也不冷，爱美的她一年四季都能穿裙子。她喜欢深圳的一花一树。木棉树高大、挺拔，火红的花朵大过手掌，让人想起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市花三角梅，每年花期有两季，哪怕陋巷深处的墙缝里，都能钻出几株攒在一起怒放。

她还喜欢遍布大街小巷的榕树，沐浴着南国丰沛的阳光和雨露，枝繁叶茂，根系遒劲，反把压住它们的基石紧扣下去，“其实人啊，树啊，生命力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