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银行业危机难言过去

全球关注的欧美银行业危机，已呈现出复杂化扩散化的特点。本次危机从硅谷银行及美国部分中小型银行的破产，到瑞士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系统重要性银行出现问题，其演进逻辑究竟如何？

欧美银行业危机的两条逻辑主线

从宏观逻辑看，银行业危机多为资产损失冲击资本，产生声誉风险后，储户流出造成流动性风险，并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但从微观逻辑上，各家银行又不尽相同。为什么美国出问题的是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而欧洲却是瑞信、德银这样的大银行？

1.硅谷银行事件主要是中小银行的监管问题

美国对银行的监管主要分为5档，硅谷银行2022年末的总资产约2100亿美元，资本净额约163亿美元，总资产在美国排在16位，属于加权短期批发性融资额小于500亿美元的第4档银行。

硅谷银行创建时的目标是解决初创企业资产多为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缺少抵押物而难以融资的问题。从负债端看，其经营策略主要是同时吸收风投机构与科技企业的存款，以实现在项目融资期间，资金始终留在银行内部的“闭环”。在本轮美联储加息前，长达10多年的低利率环境让硅谷银行拥有大量的廉价存款。

从资产端看，在宽松时期由于贷款难以投放，为获得收益，硅谷银行购买了大量AFS（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HTM（持有到期投资），其底层主要是美国国债、住宅抵押支持债券等（MBS），这类资产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价格下跌，造成了大量浮亏，该行2022年末贷款余额仅有740亿美元，而AFS和HTM合计超1200亿美元，远超贷款余额。

具体分析硅谷银行2022年财报，可以发现2022年末该行AFS资产总额为260.68亿美元，未实现损益为-25.33亿美元。另一部分则是HTM资产，这部分资产的公允价值已经下降至761.69亿美元，相比成本913.27亿美元，浮亏151.6亿美元，两项亏损合计176.93亿元，超过其资本净额。

值得注意的是，该行2021年末将部分资产从AFS重新分类至HTM，这是近年来加息背景下美国金融机构常使用的一种会计方法，核心逻辑是如果分类为流动性较好的AFS，那么其浮亏不计入利润表，直接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权益科目体现，将直接减少其股东权益（资本净额）；如果重分类为HTM，资产的浮亏将归于AOCI（其他综合收益），硅谷银行无需将AOCI纳入资本，因此能维持账面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稳定。

如硅谷银行确能将浮亏的债券持有到期，最多是收益率较低，硅谷银行2022年的负债成本为1.17%，其债券收益率（约1.79%）仍高于成本。但是其负债端主要为初创企业存款，在加息背景下，初创企业和风投的融资成本上升，资金变紧；同时活期存款变得缺乏吸引力，客户更多提取存款转移至利率更高的货币基金和债券。此时，硅谷银行面对的是流动性问题。为了应对客户取款压力，硅谷银行最终在今年3月9日宣布出售210亿美元资产，确认18亿美元损失，同时试图发行可转债融资和紧急发售新股补充资本，以上措施使得存款人发生恐慌，开始争相取款，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造成了其最终破产的局面。

为什么硅谷银行能够不将AOCI纳入资本，同时在流动性管理上出现问题？这需要对相关监管法规的沿革过程进行梳理。2013年7月，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巴塞尔协议Ⅲ最终准则》,对美国银行业强化风险监管，其中对AOCI是否计入资本进行了重新规定。在最终准则出台以前，AFS资产的浮盈（亏）不计入资本，这种方法又称为AOCI过滤器，最终准则出台后，银行的金融资本被分为TS（交易性资产）、AFS、HTM，其中TS采取盯市原则，直接计入利润表；对于放弃AOCI过滤器的银行，AFS的浮盈（亏）直接进入一级资本；HTM的浮盈（亏）则归于AOCI。

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做出修订：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认定门槛从合并资产500亿美元以上提高至2500亿美元以上，对规模5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降低了压力测试频率，取消了自行进行压力测试的要求，同时降低流动性覆盖率（LCR）等流动性管理要求。硅谷银行2018年末的总资产约为570亿美元，2022年末约为2100亿美元，恰好一直处于5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区间，不属于修订后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从而能够不将AOCI计入资本，流动性管理标准也相应降低。

但从硅谷银行2022年末实际流动性指标来看，其LCR约为150%，远高于系统重要性银行100%的要求，其流动性指标失效主要还是因为存款客户多为科创企业，集中度较高，取款数额也较大。

2.瑞信和德银主要是混业经营问题

瑞信和德银作为全球30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其地位的重要性、监管措施的严密性都远高于硅谷银行，其风险事件的大逻辑虽和硅谷银行相似，但存在明显不同，主要是混业经营、投行业务占比较高的问题。

2022年，瑞信的业务主要分为5个板块：财富管理、投资银行、传统银行、资产管理和业务中心，其中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为29%、30%，合计规模是传统银行业务（40%）的约1.5倍，2022年其净亏损79.5亿美元也主要来源于以上两块业务。

瑞信前几年就已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瑞信在2000年以115亿美元收购美国投行DLJ，该交易价格是DLJ当时账面价值的近3倍，后期计提了大量商誉减值损失。二是对冲基金阿奇戈斯资本管理公司爆仓使瑞信损失约48亿美元。三是瑞信管理的4只供应链金融基金主要投资的供应链融资公司Greensill于2021年3月宣布破产，瑞信向投资者累计返还超20亿美元。四是为应对莫桑比克政府诉讼、Greensill投资者相关诉讼等，瑞信计提了4.75亿美元的诉讼准备金。此外瑞信还发生了账号泄露、CEO离职等多个声誉风险事件。2022年，在欧洲央行跟随美联储加息和投资者对其风险的担忧影响下，瑞信全年存款流出1340.88亿美元，资产规模下降38%。

德银的架构和瑞信基本一致，其业务主要分为4个板块：企业银行、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2008次贷危机前，德银大力向投行业务转型，深度参与衍生品交易，2015年至2017年，德银连续3年净亏损，其中2015年亏损68亿欧元。此后，德银逐步收缩投行和衍生品业务，其2022年末衍生品资产占比为22.4%，虽较2009年下降17个百分点，但仍在欧洲的主要银行中占比最高。衍生品投资中利率衍生品占比为77%，因而易受利率变动影响，在加息背景下面临较大风险，德银还持有497亿欧元的房地产领域风险头寸。同时德银存款也出现流出，2022年全年资产规模下降11.6%。

但德银近年来一直稳定盈利，2022年净利润为57亿欧元，同时其负债来源较为稳定，个人贷款占比为43%，同业负债占比为24%，资产的萎缩幅度也远小于瑞信，前景比后者乐观。

为何瑞信、德银的投行业务占比较高？可以从其所在国的银行经营框架窥得一斑。一是德国、瑞士银行业实施混业经营要早于美国，美国是在1970年后才逐步放松银行的分业经营限制。二是德国、瑞士银行采用全能银行模式，相比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通过子公司建立业务间“防火墙”的混业经营模式更为彻底。欧洲大型银行的资本市场收益占比总体明显高于美国传统大型银行（花旗、摩根大通、美银），部分已经接近于美国传统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

欧美银行经营策略中的两对矛盾

一是混业经营框架下银行股东利益和金融体系风险的矛盾。欧美国家银行业多混业经营，瑞信和德银的转型都具有典型的轻资本特征，转型后架构和高盛这类传统投行相似，硅谷等中小型银行也大量购买了债券、MBS衍生品。这主要是因为欧美银行作为现代企业，其高管薪酬与利润直接挂钩，在低利率环境下，便宜的资金来源让管理层有充分动力介入各类衍生品交易活动以获取收益，而衍生品对于市场的敏感性造成了银行的脆弱，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金融体系风险的承担者往往不仅是银行，而是存款人甚至纳税人，银行的股东利益和金融体系风险产生了一对矛盾。

二是期限错配、杠杆经营与高风险偏好不匹配的矛盾。这对矛盾是银行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的问题。银行从负债端吸收的存款期限往往短于借出贷款和其他投资资产的期限，银行通过期限利差和风险溢价等获得收益，负债的稳定性天生弱于资产，流动性问题始终存在。

银行资产建立在资本之上，而货币乘数效应使得资产远高于资本，使银行体系形成高杠杆运营的典型特征，如果资产端发生损失，很容易侵蚀资本，形成风险事件导致存款流出。资本的脆弱和其大量介入衍生品业务的风险偏好不匹配，加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期限错配、杠杆经营与高风险偏好不匹配产生了一对矛盾。

本次欧美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对于本次银行业危机，欧美金融管理部门未能实现合意的政策效果。因本次危机发生在加息周期末期，与系统性风险尚有相当距离，但考虑美国仍在加息路径上和欧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危机难言已经过去。

1.美国银行业监管将进一步强化

美国的监管收紧和放松已经有了一定的党派政治色彩，在大选前，基于行业需要和政治考量，拜登政府将推动对美国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的监管强化。上周四，白宫已呼吁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与财政部共同实施一系列无需国会批准的监管强化行政法规，包括对资产1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银行恢复更严格的压力测试标准，加强流动性监管，制订恢复和处置计划等。

2.欧美银行负债端将承压

受加息影响，欧美银行客户倾向于将存款转移至货币基金或债券。即使美国已对硅谷银行的储户进行了保护，但是基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25万美元的保险上限和中小银行的脆弱现实，其大额存款流出仍将延续，且受影响的可能不仅是中小银行，因为目前货币基金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是一个全局性现象。截至3月22日，前一周美国小型银行的存款从5.381万亿美元微升至5.386万亿美元，而最大的25家银行存款则从10.74万亿美元降至了10.65万亿美元，反而是大型银行出现存款流出。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前，这个趋势很难停止，同时美国大型银行也多在债券交易中存在浮亏，标普已于近日将美银、摩根大通等大型银行机构的评级由正面下调至稳定。

3.美联储加息进程将减缓甚至转向

救助银行的代价十分巨大，且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也存在不确定性，承受压力的美联储是否会在5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尚不确定。从美联储高层的观点看，3月23日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中删除了将“持续加息”的表述，改为“可能一些额外的收紧措施是适当的”，提示了政策变化。从价格市场看，美国2月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3%，均低于市场预期和前值，同比涨幅降至一年半来最低。从劳动力市场看，2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至3.6%，非农新增就业31.1万人，涨幅较1月明显收窄。无论5月议息会议结果如何，加息过程已临近尾声，如果银行业困难加剧或经济下行加剧，美联储可能在2023年内降息。

在现代金融业中，危机的发生往往是由点到面，具有关联性特征，其肇始看似随机发生在某几家机构，却经常能够从制度设计中找到源头。混业经营的好坏难以直接定论，但是其造成的大型银行综合化投行化，2018年放松造成的中小银行缺少监管，孕育了危机的土壤。货币政策则成为推动危机发展的直接力量，货币政策的本意是为了“削峰填谷”，减少经济波动，但是纵观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过程大开大合，长期低利率导致货币过剩，贷款需求不足助推了银行等机构增持债券及各类衍生品。紧缩过程较快，导致这类资产公允价值下降，产生大量浮亏，殃及银行体系本身。围绕通胀和就业目标的货币政策长期看来是不是最优路径，通胀目标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是否需要更多目标变量等问题，学界和业界人士也在继续思考和讨论。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