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助力数据要素价值化

从2019年起，国家陆续发布相关文件指导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构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赋能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且进一步提高数据要素的治理效能，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当前政策文件脉络梳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公议公报》中，首次将数据明确纳入生产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点，可以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对传统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战，此次的会议公报是新时代下的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有力回应。

2020年5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中，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这一文件对数据要素的重要性予以充分肯定。

2021年12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随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细化建立了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的具体要点；这一规划对要素市场提出了更标准化的要求。

2022年4月，《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这一意见为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政策指导，让我们对未来的数据大市场有更深的期待。

2022年12月，《关于构建数据库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中，提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是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向纵深推进的标志性、全局性、战略性举措，在数据生产、流通、使用等过程中，个人、企业、社会、国家等相关主体对数据有着不同利益诉求，且呈现复杂共生、相互依存、动态变化等特点，传统权利制度框架难以突破数据产权困境。只有做到因时因势而变才能更好推动数据要素体系的发展。最新文件中提到坚持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这一主线，以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目标，并且构建了四个制度，即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与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在实践中， “数据二十条”以解决市场主体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创新数据产权观念，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创造性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进而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

二 数字要素改革实践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近期联合国数字要素市场大会为我们实现数字化实践提供了契机，进而明确了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2021年9月29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倡导创建新的全球数据治理方针与架构，促进数据尽可能自由地跨境流动。数据流动不仅有利于新冠疫情的经济应对（如医疗研究数据共享、疫苗生产设施的监测和自动化控制，以及采用数字服务实现业务连续性等）,也有利于新冠疫情的社会应对（如家庭视频通话、用于娱乐和在线购物的流媒体内容等）。随着更多国家和部门开始数字化转型，数据流动量势必继续攀升，因此需要制定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以妥善利用激增的数据来造福全人类。2023年4月召开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以“数据之治”助力可持续发展，相关人员表示，将进一步聚焦数据科学研究、统计领域大数据应用，以及统计大数据实践成果分享三大领域，加强与更多国际机构合作，不断提升研究实践能力，进一步推动中国统计改革创新。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模拟时代转变为数字时代，这使我们进一步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希望。“当前，全球社会、经济、人道主义和环境问题等各种不确定性交织，可靠的数据是社会各界了解情况、制定决策的基础”。

三 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价值化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遵循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相适应的“物本位”经济增长发展范式，而是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终极关怀，聚焦发展的人本价值。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数字经济的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目标导向层面：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遵循；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具体操作和实践层面：资本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正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发生数字化转型与变革；

因而，下一步为更好的去实现这个数据价值化需要：

首先认识到构建与数字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的迫切性；

其次，数据要素发挥其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其主要通过三条途径进行价值释放，数据投入生产的一次价值体现在支撑企业、政府的业务系统运转，实现业务间的贯通；数据要素投入生产的二次价值释放体现在通过数据的加工、分析、建模，可以揭示出更深层次的关系和规律，使生产、经营、服务、治理等环节的决策更智慧、更智能、更精准；数据要素投入生产的三次价值释放让数据流通到更需要的地方，让不同来源的优质数据在新的业务需求和场景中汇聚融合，实现双赢、多赢的价值利用；

再次，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汇聚和价值化，进行分类管理、分类价值化，明细数据要素市场格局；

最后，在明确法律工作的大数据应用基础上，关键在于基于法律认知的大数据监管与策略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数据泛滥”带来的隐私问题可能引发监管反弹，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在数据的有益使用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政策制定者必须研究隐私法的相关问题。

（王鹏为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南昌理工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