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一财号

分享到微信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后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制造的命运与抉择(上)

2023-05-15 18:45:40

作者:赵建    责编:蔡嘉诚

如何处理好房地产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疫后元年,中国经济复苏之路走的如何,到底是通缩还是通胀,衰退还是复苏?迷影重重。有两个变量很关键:一是中国房地产,代表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强大的内需,往往在经济下行期以需求刺激政策出现;二是中国制造业,代表着中国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和供给能力,为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工业品。

时至今日,前者有点被“妖魔化”:房价大涨就是资产泡沫,大跌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上合适的状态是保持与名义利率或GDP增长率同样的涨幅,但这无异于“钢丝上跳舞”。一个国计民生行业何以至此?很显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再过度依赖房地产,应该重新回到自身具有禀赋优势的中国制造上。

大道理显而易见,关键的是转型过程中的代价、风险和阵痛。最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价值主张下,中国制造业的地位的确在不断提升。疫情三年,更显示了实业强国的重要性——制造业代表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竞争力,社会责任,战略正确等等,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然而,一个现实又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需求在哪里?大力支持制造业扩大产能和提高技术创新后,谁来买这些产品?在高层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然而疫情三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的奇特景观下再次崛起,外需竟然又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边际力量(GDP贡献重新回到次贷危机前的18%左右)。但随着疫情褪去,全球供应链全面恢复,同时全球周期性衰退开始出现,外需已经开始快速萎缩。过去一年,整个出口不断下滑,虽然3月份的出口出现了超预期的回暖,但是最新的PMI显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外贸订单依然非常严峻。

更为严重的是,去全球化、战争、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博弈、地缘风险等等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正在推动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无法承担供应链风险和创新成本的中小制造业企业风雨飘摇、前途渺茫,逐渐被新的制造业成本优势的国家中小企业替代。产业链外迁的趋势也非常严峻,毕竟水往低处流,哪里成本低产业资本就会流向哪里。当然,这里的成本除了生产成本外,主要还是制度成本,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的程度,法治化和市场化水平等。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将产业链迁移到印度,企图在中国制造之外打造另一个世界工厂,这个战略被称为“中国+1”。

在这样充满变动与阵痛的关键时间,4月、5月召开的两大高层会议——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和二十届中央财经委会议,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做出了判断,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定了调。概括来说就是扩大内需,保障就业,打造基于安全稳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呵护优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在智能化、绿色化、综合化的大方向下稳打稳扎,不脱实向虚,不贪大求洋,不急功近利。这是高层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智造转变所定的总基调。

我们需要客观冷静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与工业化初期中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供给短缺是主要矛盾相比,当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强国、第二大经济体、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完了基本的工业化历程,当前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后工业时代,能否发现并激发需求或能否不断向外拓展市场才是主要矛盾。

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也已经不再是主要靠政府政策扶持的初级阶段,而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批优秀卓越、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低端产业链转移、产业集中度上升在所难免,同时一批产业链链主企业和创新链技术领军企业迅速崛起,它们在产业集群中所发挥的正外部性正起着与政府产业政策机制不同但效果相似的作用。

在当前的形势下,具有强大供应链稳定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大型制造业民企正挺身而出,以市场的力量在供给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在需求侧通过产业链的延展和供应链的渗透,将订单和创新向大批中小企业分发和辐射,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可支配收入。5月6日,联想在深圳的南方智造基地正式规模化投产,在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定位是打造生产复杂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母本工厂”。基地投资20亿元,产值超500亿元,年产能达到1600万台,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就业十几万人。这种模式不仅在供给侧引领产业升级,还在需求侧创造订单、就业和周边的投资和消费,助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真正落地。大型制造业民企的这种举措,以一种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姿势,有效的应对了西方国家的“中国+1”战略。

这就是为何国家高层最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就是因为民营经济不仅可以创造和改善供给(压制通胀),还可以通过提高就业创造和提高需求,能最大化的畅通供给和需求的内循环关系。

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制造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小而无序、创新不足、核心技术和材料依然在外等问题。我们过去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但是现在我们手中又多了一副牌,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成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大型制造业民企。它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经历了一次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洗礼,一次次全球惊涛骇浪的冲击,经受住了历史和时代的考验,积累了深厚的海内外客户资源,具有较强的国际化和跨国经营能力。就像战场上最宝贵的资源是“老兵”,这些成立几十年、历久弥新的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今天,这些“民企老兵”已经成为各领域的产业领军企业、供应链链主和产业龙头企业。后工业化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制造业如何抵御类似美国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空心化的命运,在还没有成为发达成熟的现代消费型、福利型国家之前,需要继续引领以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为主线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成熟工业国家来看,大型领军、跨国制造业民企,与政府的产业政策主导者一样,在其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因此,中国新一轮工业化浪潮需要产业领军企业和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拉动,他们促进新一波产业集聚,然后形成新一波技术和需求外溢,在创造供给的同时改善需求,真正打造出畅通的内循环体系。最近几年,华为、腾讯、联想、京东、格力等大型民企在各地建设制造、物流、仓储、研发等中心或基地,极大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并形成了具有内生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

目录

一、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正在加速的历史进程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不仅仅是技术革命

三、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工业社会的生命力

正文

一、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正在加速的历史进程

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成熟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并且没有发生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世界战争、社会暴乱、金融危机等大的灾难,可以说是一种奇迹。综合来看,中国工业化奇迹的原因大体有三个:

1,强大的国家能力,稳定的社会基础。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成败历史经验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国家能力极为关键,可以说是一个基础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早期工业化的英国、美国,还是后期的德国、日本,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第一,通过构建完善的司法、安全和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军阀混战和社会暴乱的情形下无法顺利推动工业化;第二,组织公共资源和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铁路、港口、城市、工厂园区等生产、物流体系。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形成工业化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生产体系和物流及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2,先进的学习对象,正确的发展道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想找回“失去的时间”,快速的跟上历史的步伐完成工业化,最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学习对象进行深度模仿。美国曾经学习英国,日本曾经学习德国。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先是学习苏联打下了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主要是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快速的完成了工业化历程。但是主意的是,学习模仿不等于照搬。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既不激进搞休克疗法,也不搞闭门造车,而是将西方工业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独有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相结合,充分利用大国规模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3,充裕的劳动要素,宽容的世俗文化。上世纪60年代婴儿潮叠加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的抚养比,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为工业化提供了似乎无穷的年轻劳动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现实实用主义为内核,在解放思想后发家致富几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没有印度、中东国家等强烈的宗教意识束缚。西方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一传入中国,就成为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精神力量。

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环境污染、过度物质主义、价值虚无主义、贫富分化等西方工业化已经完成的社会所有的问题,也在中国出现了。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依靠的主要是国家能力构建的市场经济,模仿和学习美国等成熟工业国家,采取渐进式、局部式改革,充分调动了年轻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厂、进城,对西方等世界文化和理念保持一种宽容甚至是充分吸收的态度——如果说这个过程是第一阶段的中国式工业化进程,那么接下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面临一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与过去发展模式有很大不同的“后工业化进程”。在后工业化阶段,有以下几个矛盾会显得特别突出:

1,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环境污染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比较模糊,不是单一角色能解决的。

2,社会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中国是大国经济,对应的也应该形成一批优秀的大型民营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又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引起社会的担忧和不满。比如平台经济,一方面社会离不开其带来的灵活就业,但是又担心其利用平台垄断地位过度攫取利润。

3,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快速的工业化往往会快速扩大供给,但是由于需求改善相对较慢,如果没有海外市场对需求进行消化,很容易引起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当前需求不足是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

这几个矛盾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房地产与制造业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既有相容共生的地方,又有对立矛盾的地方。房地产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创造内需,一部分可以消化和带动制造业的产能,但同时也在提高制造业的成本,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可以说,如何处理好房地产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房地产是如何落入“妖魔化”陷阱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最大的贡献是可以创造需求——投资和消费双重需求。它不仅带动钢铁、水泥等上游生产资料的需求,还可以带动家电、家具、装修、建材等下游消费资料的需求,以及设计、绿化、物业、搬运等服务需求,是大基建投资无法做到的。中国制造改善的是中国乃至全球的供给曲线,但无法创造足够的国内需求,很大一部分需求依赖海外。

因此需求约束,即商品卖给谁,是中国经济摆脱过度依赖房地产,全面转向高端制造业的后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为此除了推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外,还要大力扩大内需实现真正的内循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改革的重点不是供给侧,也不是需求侧,而是分配侧,即蛋糕如何分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变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之外,大力发展能带来充分和大面积就业的民营经济,尤其是能够带来稳定、高端就业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则是其中的关键。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

举报

文章作者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