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疲软,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形势严峻。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国际环境的塑造者,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中央深刻把握数字化发展大势,在全球率先将数据定义为第五大生产要素,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活力和话语权,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
1. 构建若干高标准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中部经济圈等,率先打造若干区域一体化数据要素市场,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互认互通,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国内强大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高效适配,加快融入数据要素国内统一大市场。更高水平参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有力支撑。
2. 打造若干全球领先的数据权益保护高地,落实数据制度型开放。可选择经济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优化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推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劳动收益,促进劳动者的贡献和劳动报酬相匹配,强化基于数据价值创造的激励导向。建立数据要素收益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让各类组织和个人更好共享共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3. 打造若干国家级数据流通核心枢纽,畅通国内大循环通道。可选择北京、上海、深圳、贵阳等城市,率先构建数据要素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环境,扫除数据流通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快全面数字化发展,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激活制造业、商业和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数据潜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打造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推动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4. 打造若干数据要素国内国际战略链接点,实现双循环有效联动。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际数据港、各类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引领作用,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规则软联通和设施硬联通,开展数据交互、业务互通、监管互认和服务共享等方面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数据流动、数据安全、数字货币和数字经济税收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秉持数据发展主义,探索建立包容共享、和而不同、先进适宜的数据规则制度,合作推进高质量、可持续、普惠型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稳住存量市场同时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深度对接国际经贸体系,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数据资源,更高水平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傅建平为广东数字政府研究院副院长)
长三角数链基于“1+1+1+X”架构体系,建成全国最大规模区块链基础设施,目前已完成1200台专用算力设备组网。
为破除数据安全高效流通中的诸多堵点卡点,需从治理理念与具体制度上着手,树立“以用为主”的观念,明确数据治理的目标不仅是满足合规要求,更要通过数据的安全高效利用驱动数据业务价值的实现和增值。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生产工具革新、场景驱动价值释放、流通生态重构、中小企业赋能和制度技术协同五大方面,推动数据要素从“沉睡的金矿”转化为“流动的血液”,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破局与共生,数据大使馆有望推动中国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塑造”全球数字秩序。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平衡安全底线(动态管控风险)与发展高线(释放数据红利),以此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品的共赢输出。这一创新实践,或将为数字时代的“休谟难题”(开放与安全的悖论)提供东方解法。
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加强统筹协调,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推进国有企业数据效能提升行动,多措并举推动中央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